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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l，1953，isZeitschriftf.Philosophie，3.Jg.，1955，Heft4，S.527-535）。
其中写道：“对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的再发现……并不是偶然成为西方绝非少数的马克思阐释者的主要关注点的。
如果……‘真正的马克思’就是写作早期著作时的马克思，那么必然会出现对晚期著作的贬低，并且会依据仍处于‘哲学人类学的’青年时期而对这些著作进行修正。”
[2]Vgl.SiegfriedLaungzu：KarlMarx，DieFrühs，”
Stuttgart，1953；LudwigLandgrebe，“HegelundMarx，”
inMarxismusstudien，Tübingen，1954；JeanHyppolite，“Delastructureducapitaletdequelquesprésuppositionsphilosophiquesdel’?uvredeMarx，”
inétudessurMarxetHegel，Paris，1955.
[3]参见［德］卡尔·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2版，莱比锡，1930。
“这一独特的、仅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历史具有决定意义的观点，也特别对其他观点所没能充分辨明的这一发展的第二阶段的界限进行了辩护，我认为，这一阶段始于1848年六月起义以及随之而来的一个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繁荣时代——这一时代同时也是一切在先前的历史时代中已然形成的工人阶级的组织与解放梦想在19世纪50年代破灭的时代，一直持续至世纪之交……”
（7页）
[4]参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
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
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
（364页，黑体部分是我作的强调）
[5]参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7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艾利希·马蒂阿斯的文章，载《马克思主义研究》第2辑，图宾根，1957，151—197页（ErichMathias，inMarxismusstudieübingen1957，S.151-197）。
[7]［匈］格奥尔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阶级革命小丛书，第9卷，柏林，1923。
从苏联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所做的批判：［苏］A.德波林：《卢卡奇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载《工人文学》，维也纳，1924年第10期，615—616页（A.Deborin，“LukádseiikdesMarxismus，”
iur，Wien1924，Nr.10，S.615f.），以及季诺维也夫的文章，载《国际新闻通讯》，第4卷，1924（SiernationalePressekorrespondenz，4.Jg.，1924）。
从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出发对卢卡奇所做的批判：卡尔·考茨基的文章，载《社会》，第1卷，1924年6月，（KarlKautsky，i，Bd.1，Juni1924），以及西格弗里德·马克的《辩证法的新批判观与新黑格尔观》，载《社会》第1卷，1924，573页及以下（SiegfriedMareukritiseuhegelscheAuffassuik，”
i，Band1，1924，S.573ff.）。
马克充分发挥了麦克斯·阿德勒和阿尔伯·克拉诺尔特（Alb.Kranold）的新康德主义立场来反对卢卡奇的“不加批判的”
黑格尔主义。
这一研究与他的著作《现代思想中的辩证法》（图宾根，1929，第1半卷，119—135页）（DieDialektikimDenkeübingen，1929，1.Halbband，S.119-135）相联系，得到了更广泛的阐述。
关于卢卡奇这一青年时期著作的最新讨论，也可参见［法］莫里斯·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巴黎，1955（MauriceMerleau-Pouresdeladialectique，Paris，1955），以及共产党人方面对这本书的正统批判：［法］加劳迪·考涅奥及其他人，《反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幸遭遇：梅洛-庞蒂的烦恼》，巴黎，1956（Garaudy，ésavei-Marxisme，lesmalheursdeM.Merleau-Ponty，Paris，1956）。
那里也摘录了格奥尔格·卢卡奇的一封信，在信中，他明确地表明不赞成自己的著作：“……当时的我依然处于从黑格尔哲学向马克思主义过渡的时期。
而且，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一种宗派性的思想，它担负着维系卢森堡学说的使命。
我那时的关注焦点，主要是回复一些关于辩证法的最重要的问题，思考对反思理论的部分否定，反对辩证自然观等。
因此，作为过渡时期的产物，此书具有思想过渡阶段的典型特征，例如内部矛盾、混乱以及折衷等”
（158页及下页）卢卡奇的学生卢西安·哥德曼（Luann）写道：“今天的卢卡奇已经从他自称为的‘启示录式’的极端理想主义中走了出来。”
［《社会科学和哲学》，巴黎，1952（Sesetphilosophie，Paris，1952）］
也可参见卢卡奇在《通向马克思之路》（derWegzuMarx，1933）中的自传式描述，刊登在其70岁生日的纪念文集（柏林，1955）之中。
[8]第一次发表于MEGA1第一部分第3卷，柏林，1932：《国民经济学批判。
最后一章关于黑格尔哲学》（ZurKritikderNational?koeinemSchluβkapitalüberdieHegelschePhilosoph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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