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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它们无可逃避地卷入实践之中。
它们同时是世界中行动的起点和结果（无论有无效果）。
意识形态的表象在群体（人民、国家）和阶级（和阶级的派别）的斗争中始终作为工具起作用。
但它们介入这样的斗争采取了如下方式：掩盖相关群体的利益和诉求，将特殊的东西普遍化，误将部分当作整体。
（5）既然它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都在现实（实践）之中，或者就其本来的范围而言，意识形态并非全部都是错的。
在马克思看来，我们必须作出这样的区分：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假象和谎言，而另一方面则是意识形态、神话和乌托邦。
意识形态可能包含阶级的假象，可能求助于政治斗争中彻底的谎言，但仍然也可能与神话和乌托邦相关。
从历史上看，所有种类的假象、虚幻的表象都不可避免地与现实的概念（即科学的洞见）一道混入意识形态思想之中。
有时，意识形态被当作合理思维的工具，但有时它又是歪曲和压制的代理人。
对意识形态思想的评价，只能或多或少在彻底批判性思想的帮助下，耐心地在事后进行。
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引证的典型例子是德国哲学。
多亏德国经济和社会的落后，它的思想家们才能够在19世纪上半叶进行思辨的思考，而在同一时期，英国的思想家们在创造着各种政治经济学理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理论），法国的思想家则在直接的政治层面上运筹（制造革命）。
德国人将实践转置到形而上学的领域。
在他们的体系中，它隐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不能被识别出来。
这与他们国家的实际景象完美地保持一致，它同时是无限制的（在抽象层面上）和被严格限制的（就实际而言）。
然而，与此同时，他们的确表达出了一些新概念，——除了辩证地变化的观念之外，这些观念最终都被整合到了科学理论和革命实践之中。
思辨性思维和革命的实践有义务从正在崩溃的体系和正在瓦解的意识形态的残骸中抢救出有效的东西。
（6）因此可以说，意识形态为非科学的抽象留出了空间，而概念则是科学的抽象（例如使用价值和商品的概念）。
这样的概念并不会一直隐藏在抽象的迷雾中；正如我们看到的，它们被整合进了实践之中，尽管我们仍然必须详细说明这是如何发生的。
它们以两种方式进入实践：作为约束性的事实，或者以信仰的形式。
抽象的观念自身没有权力，但当权者（经济的或政治的）利用表象来为他们的行动辩护。
另外一个要点是，最完全地得到解释的意识形态的表象进入语言之中，成为一个永久的部分。
它们提供词汇、公式化的表述和思想的倾向（turns），后者也是措辞的特色。
社会意识，对社会行动如何多样和矛盾的意识，只有通过以下方式改变：通过获得新的术语和习语以取代过时的语言学结构。
因此，不是语言生产了人们所说之物。
语言并不拥有这种神奇的力量，或者只是不时地、可疑地拥有这种力量。
人们所说的东西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任务的执行，来源于分工——来源于世界中现实的行动和现实的斗争。
然而，他们实际所做的，只能作为语言而进入意识，经过被言说而进入意识。
意识形态在实践和意识（即语言）间进行中介。
这种中介也可以充当意识的屏幕、屏障或者阻力。
仔细考虑一下宗教创造的词汇、符号和措辞吧！
革命的理论也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并将它们引入社会意识；这种情况发生的最有利的条件是，一个上升的阶级足够成熟，以至于能够采用新的词汇，吸收新的概念。
这样，我们甚至必须预料到我们将会遇到可怕的障碍。
这些词汇和概念不仅是通过当下的有意的行动创造的，也是通过反映当代有限视野的早已被接受的观念来创造的。
中产阶级的单个成员并不必然心存恶意，并不必然是愚蠢的，但他没有能力超出其所在阶级的精神视野。
他的见解通过语言的媒介被表述出来，而这个语言毋宁说是整个社会的语言。
然而，语言——不仅是思想家（ideologist）的语言（例如哲学家），而且是所有言说者的语言——扭曲了实践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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