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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黑格尔便从国家与市民社会（即“等级”
、“法人团体”
和行会或者商会——这些在他的时代被描述成市民社会的主要部分）的分离这个前提出发，并且指派给官僚机构一个处于这二者之间的中介者的角色。
“黑格尔满足于这一点”
[19]，马克思不无讽刺地评论道。
黑格尔满足于对官僚机构的一种经验性描述。
其对现代国家如何运作的描述，部分是客观的，部分则是官僚机构自身的辩护意见。
黑格尔没有对此进行深度批判，也没有超越简单的形式性思考，他从未深入探究内容，然而再没有其他什么地方的形式和内容像在这里一样密不可分了。
在马克思看来，官僚机构事实上被降低成了运用于某种外在内容之上的“形式主义”
[20]。
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它们的“表象”
提供解释，即提供它们看待和理解自身的方式（甚至误解它们自身的方式）。
这些表象只有部分是理性的，它们并不能够充分表达社会甚至社会中关于自身的知识。
这一点再真实不过了，即劳动的社会分工——重叠在劳动的技术分工之上——为官僚机构提供基础，这基础就是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区分，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区分。
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黑格尔也以他的方式承认这一点，但由于他假设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的社会关系和表象是正义而且真实的，从而认可了这种分离和割裂。
他想当然地认为这种国家事务是全然合理的，然而他自己的分析却证明了相反的观点。
官僚机构的存在预设了相互分离的社会单位的存在，这些单位通过一些与其内在组织无关的手段连接在一起。
其结果是，官僚机构将法人团体和等级视为它们的物质对应物；而法人团体和等级则将官僚机构视为它的观念（ideal）对应物。
它们对对方的观念都是“意识形态的”
，尽管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文本中马克思还没有使用这一术语。
他使用哲学术语：“同业公会是官僚政治的唯物主义，而官僚政治则是同业公会的唯灵论。”
[21]事实上，在市民（非政治的）社会中，国家自身就是一个法人。
两种社会形式相辅相成，彼此重叠，互相支持和辩护。
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这些关系被呈现为合理的、和谐的关系。
事实上，他的哲学是意识形态的，它掩盖和伪装了现实。
然而冲突还是表露出来了。
在建立起官僚机构的地方，国家利益（由官僚机构代表）就变成了一个独特的实体，它既包含法人团体的特殊利益，又包含了其他社会团体的利益以及所谓的普遍利益，即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利益。
在黑格尔看来，这就是国家和与它不可分离的官僚机构得以“实现”
的方式。
尽管官僚机构预设了特殊群体的存在，但在它捍卫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将导致与这些特殊群体的斗争。
现在我们不妨假设，作为增长的总体过程的结果，部分群体之间开始形成有机的结合，而社会试图废除阻碍其发展的社团结构。
如果这些发生了，那么官僚机构将会奋力保持这个结构。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结构，即市民社会之中的国家被清除，那么官僚机构、内在于政治社会中的市民社会、国家就会瓦解。
官僚机构的复杂的策略和战略，就源于这个境况。
内在于政治社会的市民社会（即官僚机构）和内在于市民社会的政治社会（法人团体和法人精神）的瓦解，将会标志着“唯灵论是随着与其对立的唯物主义一起消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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