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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明确、断然地将对国家的批判（包括民主国家）与哲学的批判联系起来，并且远远超出了对黑格尔体系的批判。
他评论道，国家和政治体制都是“表象”
。
现在，在与具体的人类的关系中，“表象”
（无论我们是在哲学的意义上还是在政治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总是抽象的。
在科学中，抽象的观念逐渐被限定、更正、检查和修正，以便更加充分而具体地把握现实。
然而，政治的表象只能以政治的方式被修正，即在与社会的政治需要和社会力量的压迫相联系的实际行动和斗争的过程中被修正。
这个过程有一个比在理论知识中更具有戏剧性的特征。
政治的表象（人民的代表和他们的代表机构）的抽象特征可以通过改良减弱，但绝不能被克服。
革命性的实践不是仅以改良表象性体系为目标，而是要废除它们，以对人类自由和对事物合理性的管理，以及人与人之间透明的、直接的关系来取代它们。
哲学的表象与政治的表象同样抽象，并且这种抽象性不是它们唯一的共同点。
一方面，自由、公平、意识和合理性的概念既有政治的含义，又有哲学的含义，既有从现实（实践）借鉴而来的要素，也有从意识形态借鉴而来的要素。
只有自由不仅仅是政治表象，正义不仅仅是政治理想，换言之，只有当民主实现了它所有的雄心和目标，并超越了它自己的政治体制，那么哲学才能被实现，真与善才能够进入实践。
另一方面，哲学的表象总是与政治群体息息相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意识形态的。
更具体地说，庞大的官僚机构——教会的或者国家的官僚机构——已经形成了体系。
官僚机构需要一个本体论。
唯物主义和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是国家机器的表达，是它的辩护理由，这个国家机器需要一种形而上学的阐述。
[17]因此废除哲学（即实现哲学）的理论与废除至上的政治抽象的理论和国家消亡的理论紧密相连。
在马克思看来，没有“真正的民主”
这种东西。
对他来说，民主意味着对政治真相的揭露。
他并不将民主视为体系，而是看作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本质上被归结为一场为了民主的斗争。
因为民主可以一直被推进或被迫后退，所以这个过程永远不会结束。
斗争的目的是超越民主和民主国家，以建立一个没有国家权力的社会。
对今天的政治社会学有特殊价值的是马克思关于官僚机构的评论。
人们常常相信马克斯·韦伯是第一个注意到官僚机构的重要性并着手对其分析的人。
的确，他不知道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评注这一事实，使得他的成就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马克思确实领先于韦伯：他是第一个将官僚机构作为批判性研究的主题的人，他以黑格尔对它的赞扬作为出发点。
在黑格尔看来，“政府成员和国家官员构成中间等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民众中有文化教养的才智和法律意识集中于这一等级”
[18]。
他进一步主张，国家因此将会偏爱中产阶级；如果国家有一个称职而忠诚的官员群体，并且这些官员的权力在被滥用的时候又通过市民社会的其他部分的权利而得到限制，那么它才能最好地发挥职能。
因此，直接处于有教养的阶级之下（它的精英们占据着政府部门）的我们拥有法人（corporation）的权利。
在这个阶级之上是政治机构和主权，在它之下则是不同的特殊利益群体。
在它之上的是由国家和政府所代表的普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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