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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个体的主观精神应该像黑格尔所想的那样与现实（即“客观精神”
）和解，那么它就必须超越（黑格尔的“需要和理智的国家”
）这一经济社会领域，从而步入更加高级的道德政治国家。
1821年法哲学的系统创立使这种联系变得清晰可见，但是早在《耶拿现实哲学》中，这一联系就至少已经得到了暗示：“所以，作为无私的内在性，精神在它的抽象中变成了对象。”
黑格尔借此所指的正是货币，对商人而言，货币是人的“现实性”
的标志“有钱的人才是可靠的人。”
然而，黑格尔并没有止步于此：“这个内在性就是我本身，我就是内在性的存在本身。
内在性的形式不是死的东西——货币，而是同样是我。
或者对精神而言，国家完全是它的活动与努力的对象，是目标。”
在这里，我们可以尤为明显地看出，黑格尔引入国家来充当市民社会的不完备现实的代理人；在国家中，个体作为“我”
、作为“精神”
应该可以实现那必然为市民社会所剥夺的满足。
置感性的、物质的现实于不顾而把公民仅仅假设成意识（或自我意识），这成为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的批判的主要内容所在。
但是，由于费尔巴哈在他的批判中把个人从社会中隔离了出来，因此他在理论上又落后于黑格尔。
然而，正是由于黑格尔通过国家这个“更高级的领域”
为“需要的体系”
（生产商品的市民社会）架设了穹顶，并且使作为精神的个人在其中获得了满足，他才能毫不掩饰地描述市民社会领域（生产、贸易、形式法等）中那些为后古典经济学所一直遮掩的现实对抗。
①“对精神（即个体的主观精神——作者注）而言，国家完全是它的活动与努力的对象，是目标”
，这意味着，黑格尔使观念化的、精神化的公民在（同样是“精神性的”
）国家中再次发现并且辨识出自己的现实性。
与黑格尔仅仅强调资本主义生产的道德缺陷这一方面不同，马克思更为清晰地看到了这种进步的生产方式的“文明”
一面，正是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优越于先前所有的经济体系。
虽然黑格尔也谈到了市民社会中的“精神的照耀”
，但与此同时，他却认为根本不能出现调节生产者个人与交换者个人之间关系的更加恰当的“更加精神性”
的形式。
在黑格尔那里，真正自由的、人性的关系只可能存在于“真正国家”
中的精神化的公民之间。
如果在前面的引文中货币和资本被用作同义词，那么这将是一种缺乏历史认识的简单化。
虽然马克思曾谈到，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货币必然会转化为资本，但是这些前提条件决不会一方面随着货币的积累，另一方面随着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的“解放”
而出现。
否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定早在例如古拜占庭、古罗马就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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