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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而上学观点与早在黑格尔那里就已具有相当规模的人的历史化——人把他的特殊的历史现象与社会的结构性改变联系了起来——混为一谈。
约翰·帕尔·阿纳松（JóhannPallArnasson）在对阿尔都塞的批判中清楚地强调了这一点。
马克思并没有把人的特性理解为“对个人预先予以规定的本质”
，“而是理解为一种关系规定（当马克思特别在《巴黎手稿》中使用‘类本质’这个多层次概念时，它也是针对关系规定而言的）。
人是一种从属于自然又超越了自然的本质。”
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一种“实体化的独白式”
主体，而是表明一种双重性关系：“人对自然的在实践中占有的关系”
与“它们相互的实践交往关系”
，在后者中，“关系范畴在这种情况下包含着行为的要素，但却不能归结为行为”
。
在这两种情况下，“与另一者的关系是以自我活动为中介的。
因此，这里存在的结构与主体、关系性与主体性之间的关系，与阿尔都塞所认为的唯一可能的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主体性在这里并不是先前那些结构的纯粹载体；毋宁说，对于这两种情况来说都具有效力的是，结构化原则的开放性以及这个原则与自我封闭的、暂时稳定的那些结构之间的距离被主体性，也就是说，被进行预想活动的意识和交往活动的意识共同决定”
②。
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和他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历史局限性的认识也在这种历史人类学的维度中得到了巩固。
阿纳松提出了个人之间历史关系的三个阶段，如若没有这样一种历史的、动态的人类学，它们将是不可思议的：（1）直接的、明显的对抗：个人的依赖关系（奴隶制、农奴制等）;（2“被‘社会关系的物象化’所掩盖的阶级关系……”
以及最后（3“在社会实践的语言范围内固定下来的，但是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的历史成就才上升到具体的预想的、把一切社会活动形式和组织形式都包含在交往过程中的远景（如果没有这种人类学的前提，马克思所设想的第三个阶段——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和监管生产资料——就不能被合法化为资本主义的‘具体关系’的根本选择）”
①。
另外，阿纳松强调，这种全新表述的人类学——正如它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所表现的那样——与阿尔都塞的假设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把主体贬低成为一种包含在结构中的逻辑的纯粹载体只不过”
是从结构与主体之间关系“推演出来的特例”
。
这样一个特例，实际上已经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地强调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
但是，这种“无主体的”
结构——阿尔都塞把这一结构的发现称颂为马克思最重要的成就——仍然与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批判地联系在一起。
这种关系应该通过对现存结构的革命性变革而被创造出来，它以通过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来有意识地构造社会联系（结构）为特征。
虽然阿纳松在对阿尔都塞关于马克思人类学的认识所做的批判中，运用了一种借用自尤根·哈贝马斯的解释，但在我看来，即使不依赖于哈贝马斯的解释，他的反驳意见也是有效的。
当阿尔都塞强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抽象的一般性重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规律，而这种视角与早期著作截然不同的时候，他是正确的；但他没有看到，马克思所关心的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动力，它的进步意义只有通过这样的前景才能表现出来，即工人阶级（以及与之相随的所有个人）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基础上从他们自身所创造的依赖性、异化和物化中解放出来；因此，只有当人们在关于被设定为资本主义社会之“客观可能性”
的那一目标的远景中把资本理解为“批判”
的时候，“资本”
的全部意义才能表现出来。
事实上，早期著作和阿尔都塞所轻视的《大纲》对这一理解具有决定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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