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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是借助于人的抽象思维的一种理论把握。
尽管如此，它绝不是虚无缥缈、虚幻不实的东西，作为一种“总的趋势”
，生产力一般就形成并存在于人们的物质生产和历史活动过程中，形成并存在于作为这一过程的必然产物的生产力具体中。
[6]
2.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辩护，科恩首次提出了著名的“首要性命题”
和“发展命题”
。
前者指的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首要性，或者说对由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结构的首要性”
，后者指的则是“生产力趋向发展贯穿整个历史”
；[7]前者确认了物质生产力的首要性和决定作用，后者则确认了物质生产力自身的不断发展。
可以说，这两大命题宛如两大支柱，共同支撑起历史决定论乃至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大厦。
然而，科恩的这一辩护却受到安东尼·吉登斯、S.H.里格比和迈克尔·A.莱博维奇等人的猛烈批评。
[8]
《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错了吗》（第一章）是笔者对莱博维奇观点的回应。
（1）莱博维奇认为，生产力决定论或首要性命题面临三个理论难点：一是它难以解释社会革命的必要性，二是它难以解释阶级斗争的重要性[9]，三是它难以解释资本主义为什么“最适合”
生产力的发展。
对此，笔者指出：其一，由于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用新的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取代旧的不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社会革命从而成为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实现方式，所以，生产力的首要性并不排斥社会革命的必要性。
其二，由于阶级斗争和阶级运动的最高形式就是社会革命，无论是社会革命还是阶级斗争，都是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实现方式，所以，生产力的首要性同样不排斥阶级斗争的重要性。
其三，由于资本主义剥削所采取的方式不是奴隶主和封建地主那样的政治暴力，而是商品生产和自由竞争等经济手段，所以，它空前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表明资本主义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最适合”
生产力的发展。
可见，生产力决定论并不存在莱博维奇所说的那些理论难点。
（2）在莱博维奇看来，生产力决定论或首要性命题存在着三个理论盲点，这些盲点使得它在一些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面前丧失了解释力。
一是它忽视了生产关系的重要性，二是它忽视了人类的作用，三是它忽视了劳动者的作用。
对此，笔者指出：首先，莱博维奇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混淆了。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分别构成物质生产的内容和形式，内容和形式是任何现实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就此而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同等重要；但从物质生产的发展和变化过程来看，只能是作为形式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合作为内容的生产力，作为内容的生产力决定作为形式的生产关系。
其次，人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同时，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主体，不能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现实的人割裂开来。
因此，肯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忽视和否定人的作用。
最后，劳动者及其劳动是物质生产过程的内在的活的要素，是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创造者；在一切历史形式的社会中，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是社会上层建筑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文明的物质基础。
因此，莱博维奇所说的马克思忽视了劳动者的重要作用，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可见，生产力决定论并不存在莱博维奇所说的理论盲点，其现实解释力也毋庸置疑。
（3）作为一种替代方案，莱博维奇提出了人的需要决定论或人的需要的首要性命题。
对此，笔者指出：莱博维奇的论述不仅存在着诸多自相矛盾之处，而且完全颠倒了物质生产和生产力与人的需要的关系。
一方面，就人的需要与物质生产的关系而言，尽管说在现象具体层面存在着物质生产与个体需要之间的相互作用、彼此制约的关系，但从本质抽象层面的整体特征与总的趋势来看，由于物质生产把人的需要与动物的本能区别开来，物质生产的发展推动了人的需要的发展，所以，是物质生产决定人的需要和需要的满足，人的需要和需要的满足必须与物质生产相适应。
另一方面，就物质生产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人的需要的关系而言，如果说生产力的水平决定能够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即社会需要的量，决定人们的什么需要、哪些需要能够得到满足；那么，生产关系的性质则决定人的需要得以满足的具体方式，决定如何满足人的需要、怎样满足人的需要。
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基础的需要，决不是“现实的”
需要，而是一种纯主观的“欲望”
和“任性”
即抽象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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