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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和古典经济学的失足之处，就在于完全无视社会对于私人利益的这种决定作用。
第二，若不顾“社会”
的条件和手段去抽象地谈论人的利益问题，相反的结论也是成立的，即个人之间并非相互融洽和肯定，而是相互妨碍和否定。
一种私人利益与另一种私人利益可能完全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要保证某种私人利益的实现，就不能同时保证其他私人利益的实现。
第三，从现实情况来看，在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私人利益之间处于一种彼此完全“隔离”
和“冲突”
的状态中，以至于“每个民族的私人利益把每个民族有多少成年人就分成多少个民族，并且同一民族的输出者和输入者之间的利益在这里是互相对立的”
。
[29]可以说，亚当·斯密的“经济人”
不过是对特定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人的一种经济学写照，它充其量只是“一种”
人，而不是“人”
本身，或者说它不等于“人”
。
2.对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本质规定及其关系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和阐释，构成《资本、资本家与资本主义》（第九章）的另一个重要议题。
（1）从皮凯蒂对收入分配关系即“劳动收入”
和“资本收入”
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笔下的当事人既不是或不主要是“资本家”
和“雇佣工人”
，更不是“地主”
和“农民”
，而是或主要是“穷人”
和“富人”
，即贫穷的人和富裕的人。
上层阶层属于富人，下层阶层属于穷人，中产阶层则处于二者之间：相较于富人，他们属于穷人；相较于穷人，他们又属于富人。
问题是，上述概念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或科学概念。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早就指出：“这里所要谈的根本不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这种无概念的关系，而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
[30]用一些统计学意义上的概念，既无法说明同一社会形态中不同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更无法说明不同社会形态中不同人在地位和身份方面的质的差异。
实际上，以一定的收入为标准，对社会分层状况进行考察，这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表面的类比、计算和归纳，除了能够发现一些表面的现象特征和外部联系以外，它根本无法把握社会深处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联系。
（2）皮凯蒂虽然区分了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并由此出发区分了不同的人；但是，由于对资本认识的浮泛，把资本等同于物，所以不仅混淆了不同性质的收入，而且混淆了不同性质的人。
他所说的富人，在马克思笔下既可能是资本家，也可能不是资本家；而他所说的穷人，在马克思笔下既可能是雇佣工人，也可能不是雇佣工人。
可以说，在对收入不平等的“量”
的微观分析方面，皮凯蒂是颇有成效的；但是，在对收入不平等的“质”
的宏观把握方面却难有马克思的理论深度和高度。
特别是，任何统计概念和数学模型都无法说明：富人何以能致富？穷人何以会致穷？富人之“富”
与穷人之“穷”
有无联系？有什么联系？这样，皮凯蒂最终也没能讲清楚一些富人的超高收入和超级富裕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不仅遮蔽了富人致富和穷人致穷的社会根源，而且遮蔽了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经济联系。
但在马克思那里，问题的答案既简单又明了：一些富人如资本家的收入来源于对工人的“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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