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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的富有与工人的贫穷构成一种因果关系。
（3）在方法论上，马克思对当事人的考察，分别在“本质抽象”
和“现象具体”
两个层面展开。
单从现象具体层面的局部状况和个别情况来看，人们的社会身份及其相互关系不仅多样而且多变，充满了随机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
静态观之，一个自然人可以既是资本家又是劳动者，即兼具资本家和劳动者的身份；动态观之，资本家可以变为劳动者，劳动者也可以变为资本家。
但是，从本质抽象层面的整体特征和总的趋势来看，人们的社会身份及其相互关系又是非常明显、非常确定的。
静态观之，对那些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来说，他们固然可以参加劳动，但也可以不参加劳动。
无论如何，他们必须与工人建立雇佣劳动关系，或者必须去剥削他人的劳动，否则，就不成其为资本家，就不存在资本家阶级；动态观之，雇佣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分化，就形成并存在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之中。
[31]
皮凯蒂详细考察了个体层面的分配状况，剖析了现象具体层面的分配关系及其多样性和复杂性。
但是，由于他没能深入到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的本质抽象的层面，所以，在方法论上始终未能跳出个人主义的窠臼，当事人始终是一些“原子式”
的个人。
由于把“物”
从生产关系中分离出来，把“人”
从阶级关系中分离出来，孤立、抽象地理解人的社会性质和物的经济性质，所以，其分析难以揭示社会的阶级关系和剥削关系及其对抗性，也难以揭示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关系和剥削关系及其对抗性。
而且，由于把资本与物混为一谈，把一些非劳动看成是劳动，把一些剥削收入看成是劳动收入，所以，其结论在客观上起了抹杀阶级矛盾、掩盖资本剥削的作用。
3.“人的自由”
问题可谓贯穿人类思想史的一大焦点和难点问题。
[32]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人的自由的经济条件和物质基础，人的自由总是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决定和制约。
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自由观与其历史决定论是一致的。
在《自由王国、必然王国与人的自由》（第十四章）中，笔者认为：（1）马克思区分了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劳动时间构成必然王国，自由时间构成自由王国。
自由时间是可供人们自由支配的，就是说人们有多种选择的可能；并且，在自由时间里，人们可以得到自由发展。
因为，无论是用于闲暇和国家的管理，还是用于科学研究和艺术创造，自由时间都是发挥和发展人们多方面能力和才能的时间。
或者说，人类能力的发挥和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尽管不是唯一目的。
劳动时间则不然，劳动的目的并不在于发挥和发展人类能力，而在于获得物质产品以满足人的需要。
劳动之所以必要，就是由这种外在目的所规定和决定的。
可见，自由时间之所以“自由”
，就在于人们可以选择，可以发挥和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才智；前者是前提，后者是结果，没有选择的自由，就没有能力和才智的自由发挥和发展。
如果说必要劳动是剩余劳动的前提和基础，劳动者没有为自己劳动的时间，就不能为他人和社会提供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那么，剩余劳动是自由时间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劳动者提供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非劳动者即不直接参加使用价值的生产的人就不能拥有自由时间。
（2）马克思区分了“劳动的自由”
与“自由的劳动”
。
把物质生产同必然性相联系，并不意味着物质生产与人的自由是彼此排斥和对立的。
在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的物质、能量变换过程中，无论是克服障碍、从而实现对象—客体的主体化，还是达到目的、从而实现主体的客体—对象化，都是人的劳动即物质生产所特有的自由，正是这种自由把人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
与必然王国相伴生的这种自由，是一切社会形态中的劳动都具有的自由，一如自由王国、从而自由时间是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中的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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