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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所揭示的，与其说是工人阶级缺乏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毋宁说是因丧失生产资料而导致的缺乏获取生活资料的持久性和必然性。
同时，绝对贫困也并非泛指任何一种生活资料匮乏的状态，而是特指因丧失生产资料而导致的缺乏满足需要的生活资料的状态，因而是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相联系的。
与此不同，任何“相对贫困”
[41]都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相联系，因而是一种制度性贫困。
尽管如此，无论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都不足以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层面呈现无产阶级贫困的本质特征，因为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形态中，由于存在着生产资料的封建主私有制和奴隶主私有制，所以，都存在着劳动者（如租地农民和生产奴隶）因没有生产资料而遭受绝对贫困或相对贫困的情况。
（2）体现工人阶级贫困的本质特征的，既不是绝对贫困，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相对贫困，而是相对贫困的一种特殊形式，即具有“悖论性”
的贫困。
其具体表现是：作为劳动者，工人的贫困与其劳动、与其劳动生产力成正比关系。
工人越是努力劳动，他就越是贫困；工人劳动的生产力越是发展，他就越是贫困。
“悖论性贫困”
是工人阶级所特有的贫困，也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贫困。
因为，在此之前的社会形态中，贫困或者是劳动以外的原因作用的结果，或者是生产力不发展或发展不充分的结果，劳动的开展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从来不构成劳动者致贫的原因。
作为工人阶级无法改变的一种宿命，悖论性贫困产生于结构化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即雇佣劳动制，因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制度性”
贫困。
以此来看，任何在绝对贫困或相对贫困的层面，向马克思的贫困理论提出的质疑和批评，都是一种无的放矢。
（3）对于饱受争议的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一贫如洗”
和“一无所有”
的问题，笔者以为：第一，它所描述的与其说是一种“什么也没有”
，甚至连起码的生活资料都没有的状态，毋宁说是工人阶级无法依靠自己的生产资料来获得生活资料，因而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不能获得生活资料的状态。
这是一种“无根”
即“失去了根本”
的状态。
第二，它所揭示的与其说是工人阶级的生活资料和生活状况没有任何变化，毋宁说是其经济和社会地位始终无法改变，从而总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第三，它所强调的与其说是满足工人自然的、生理的需要的物质条件的匮乏，毋宁说是社会关系和历史进程对工人需要的内涵和满足这种需要的方式的决定和制约。
在此意义上，工人阶级的需要和需要的满足，不仅受到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和制约，而且受到生发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目的（生产剩余价值从而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的决定和制约。
（4）人们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的不同，产生于阶级利益和阶级关系之间的对立，而阶级利益和阶级关系之间的对立又产生于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所具有的对抗性。
一个人的收入表现为手中一定量的货币；一个人乃至一群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生活状况，表现为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其物质生活状况的改善，就表现为生活资料的量的增加和质的提高。
这些都是可以看到、可以计量的，因为它们作为一种现象具体，均漂浮于社会的表层；而决定一个阶级、进而决定一个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则是看不见、也无法计量的，因为这是一种处于社会深处、在历史进程中被固化和硬化了的结构性存在和结构性关系，正是这种结构性存在和结构性关系，形成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
因此，工人阶级的悖论性贫困，是由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关系决定的，而阶级关系和阶级剥削又是由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决定的，它们是一种整体的结构性存在和结构性关系。
7.在《历史视阈中的资本剥削与贫困问题》（第十二章）中，笔者对资本剥削与贫困的关系问题作了分析、阐释。
文章指出：（1）从19世纪末叶的情况来看，尽管说资本家阶级的经营理念和手段，即剥削工人阶级的手段和方式发生了变化；但是，剥削手段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剥削的消亡，并不意味着资本家阶级放弃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有无剥削与怎样剥削，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而只要存在着资本家阶级的剥削，工人阶级遭受悖论性贫困、甚至在一定条件下遭受绝对贫困就是必然的。
尽管说通过调整和改进剥削关系，资本家阶级对待工人阶级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但是，剥削关系的调整并不意味着剥削关系的消失，并不意味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消失了，并不意味着具有对抗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消失了。
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就会有雇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剥削关系，这两大阶级之间的利益就是对立的，马克思的贫困理论也就不会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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