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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载《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
[10]对于物质生产和生产力与人的需要的关系，埃内斯特·曼德尔指出：“对人类经济史的具体分析表明，千万年来人类的需求并没有或几乎没有超过给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普遍化和制度化的需求的‘过量’只是普遍化的商品经济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它离开了‘不能满足的需求’的永续再生产就不能继续下去”
。
（[比利时]埃内斯特·曼德尔：《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从1843年到〈资本论〉》，吕佳翼编译，182～183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8）这一见解是深刻的。
[11]当然，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协调这两个方面的关系。
伊安·亨特将之概括为“非对称性”
与“交互性”
的关系。
在他看来，如果我们采用两个框架，即“一个相对短期的框架”
和“一个更为长期的框架”
，那么，就会看到，“生产力在历史的总体上支配生产关系，跟其对应物——即现存的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的某些阶段具有支配性是一致的”
，或者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要素之间的交互性相互作用跟它们之间的非对称性关系是一致的”
。
这就意味着，“在若干时期之内，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在首要性上轮流坐庄，但经过了这些时期之后，就这个长的时期而言，生产力便成了总体上的主导者”
。
（[澳]伊安·亨特：《分析的和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徐长福、刘宇等译，149、159页，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0）这里，所谓“轮流坐庄”
显然是一大败笔，因为具有首要性和决定性的生产力是“生产力一般”
，而与生产关系处于交互作用中的生产力则是“生产力具体”
，这是处于两个不同层面——本质抽象与现象具体——上的生产力，不能混为一谈。
亨特虽然把“长期”
和“短期”
、“总体”
和“特定历史阶段”
区分开来，但并未看到其中所蕴含的历史本质与历史现象之间的质的区别，由此所建构的“分析的和辩证的马克思主义”
和历史决定论的理论成色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他的这种区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极为宝贵和重要的。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0～1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迈克尔·沃尔泽所提出的“复合平等”
的正义理论，可以说是消除这种“权利悖论”
的一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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