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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说生产关系是分配关系的基础，分配关系不过是生产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收入不平等和分配问题就不能通过分配关系本身加以解决。
马克思指出：“那些把生产当作永恒真理来论述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之内的经济学家是多么荒诞无稽。”
[128]例如，“西斯蒙第……企图通过别的调节收入和资本、分配和生产之间的关系的办法来缓和矛盾，而不理解分配关系只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生产关系”
[129]。
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话说，这是在“围绕着分配兜圈子”
[130]。
今天的皮凯蒂也是这样，不反思物质生产和生产关系，只是把注意力放在分配关系的调整和变革上，似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从来就不需要追究的永恒真理。
而实际上，正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收入的极端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的必然性；要消除之，就必须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
否则，就只能流于幻想和空想。
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马克思指出：“这些矛盾会导致爆发，灾变，危机，这时，劳动暂时中断，很大一部分资本被消灭，这样就以暴力方式使资本回复到它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生产力而不致自杀的水平。
但是，这些定期发生的灾难会导致灾难在更高的程度上重复发生，而最终导致用暴力推翻资本。”
[131]这里，前一种“暴力”
指的是经济危机，它以暴力的方式强制回复各种必要的比例关系；后一种“暴力”
则是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一革命的必然性就在于，面对与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本质性关联的各种全局性和全球性问题，诸如经济危机、贫富分化、军事冲突、环境恶化等，人类假如不想灭亡的话，就“必须”
也“必然”
会选择新的生产方式。
在此问题上，如果说皮凯蒂所作的“统计学”
分析，只是看到了社会革命爆发的现象特点，即：“如果最上层10%人群占有年产出的90%（和财富分配情形一样，最上层1%占有50%），就可能发生革命，除非有特别有效的压制手段阻止它发生”
[132]；那么，马克思则揭示了社会革命爆发的经济根源和阶级根源。
从现实进程来看，累进所得税制度在资本主义从古典形态向当代形态演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所谓“后革命时代”
，确实收到了缓和阶级矛盾的功效，甚至可以说，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无奈之举”
，它是对资本本性的一种“事后扬弃”
。
但是，它能否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呢？又能否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呢？它能否有效解决各种文明病症和全球性问题呢？这些都有待现实和历史的检验。
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无非就是实现劳动者当家作主，其实质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使生产力“归人民所有”
[133]。
问题是，只要存在着对抗性的生产关系，就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就存在着剥削、压迫和社会不平等。
“一方面要保留现存的阶级，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些阶级的成员平等”
，这是一种不可容忍的荒谬见解。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即使怀着最良好的愿望，甚至在他们好像已经掌握真理的时候，也是本能地沿着错误道路走的。”
[134]这一评价完全可以用在皮凯蒂身上。
如果说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旨在通过历史统计数据向资本主义发出警告，那么，马克思的《资本论》则志在通过革命实践向资本主义发起冲锋！
这就是二者的根本区别！
[1][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46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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