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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都忽视了这一点。
特别是，他们对“资本”
和“劳资关系”
等基本概念和核心问题的理解本身就值得商榷。
当然，必须承认政策失误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
而导致政策失误的原因又是多方面的，如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在内部和外部压力下急于求成等，这些在“资本主义”
与“社会主义”
这样的解释框架下都需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在此，笔者要说的是，失误并不在于赶超战略的选择本身，而在于没能“适时”
和“及时”
地调整国家发展战略，实现从赶超战略向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国情的新战略的历史性转变。
在此意义上，决不能像林毅夫和“何文”
那样，简单地用“失败”
二字来对赶超战略进行盖棺定论，从而非历史地看待社会主义国家赶超战略的选择和实施。
[14]并且，转变后的新战略也决不是林毅夫所说的并得到“何文”
高度赞赏的所谓“比较优势战略”
，因为，该战略把劳动力的数量充足和费用低廉看成是一种“比较优势”
，显然又是一套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因而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宗旨。
劳动者的劳动力的低廉，甚至是低贱，不就是贫困的另一种表现吗？一方面用贫困来抨击社会主义国家过去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又主张把贫困看作是“比较优势”
，并确立为社会主义国家新的发展战略，这真是一种奇怪而奇妙的逻辑！
历史地、辩证地看待社会主义国家过去的贫困问题，笔者以为，它既是生产力发展滞后的结果，也是实施“赶超战略”
的结果，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战略性”
选择。
在谈到社会主义苏联的贫困问题时，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苏联公民被迫为将来而努力工作，忍受现在的贫困。”
[15]虽然在他看来，这是与人们的“愿望”
相违背的，但笔者以为这一解读恰恰切中了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
因为，愿望往往是一种外在的主体感受，而作为一种结构性关系，或者作为一种总的趋势，本质和规律则存在于历史发展的深处，不以任何人的愿望为转移，除非这种愿望本身主观地体现和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从而成为一种真正“人民”
的愿望。
以此来看，社会主义国家过去的贫困，或者是落后的生产力所致，或者是赶超战略所致，或者是国际环境所致，或者是自身失误所致。
总之，其原因均不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或者说，它与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构成本质性联系，因而是一种“社会性”
贫困，而不是“制度性”
贫困，一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反贫困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一种“社会性”
成就，而不是“制度性”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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