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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这就是说，劳动的社会性表现为资本所具有的共同性，在这种共同性面前，单个劳动不是更加强劲有力，而是更加孱弱无力。
可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论是劳动的科学化，还是狭义的劳动的社会化，都表现为资本的作用和资本的力量，表现为资本的高歌猛进和资本的胜利。
特别是，资本主义实现了劳动的科学化，进而实现了狭义的劳动的社会化。
但是，它并没能也不可能实现广义的劳动的社会化，由此造成了劳动的科学化与广义的劳动的社会化之间的对立，一如它造成了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的对立。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社会化仅限于物质生产领域局部工人的个体劳动向总体工人的社会劳动的转化，物质生产劳动与非物质生产劳动之间的社会联系尚未打通，物质生产劳动依然是社会的一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的事情。
在此情况下，直接劳动虽然从个体劳动上升为社会劳动，但劳动者依然难以从直接劳动中彻底摆脱出来，其劳动时间对于物质生产的重要性也不可能有丝毫减弱。
恰恰相反，“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
[55]。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建立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价值增殖是其唯一的生产目的，为实现此目的，就既不可能让劳动者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仅仅以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出现，更不可能减少和减轻其劳动耗费的长度（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
因此，资本主义由于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只是为广义的劳动的社会化的实现，从而为自由的劳动的实现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
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劳动具有劳动的自由，却不属于自由的劳动。
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自由的劳动。
6.资本推动了大工业的发展，实现了劳动的科学化和狭义的劳动的社会化，并为实现广义的劳动的社会化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而劳动的科学化和社会化反过来又成为促使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的内在因素。
对此，马克思写道：“劳动时间——单纯的劳动量——在怎样的程度上被资本确立为唯一的决定要素，直接劳动及其数量作为生产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决定因素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失去作用；而且，如果说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那么它在质的方面，虽然也是不可缺少的，但一方面同一般科学劳动相比，同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相比，另一方面同产生于总生产中的社会组织的、并表现为社会劳动的自然赐予（虽然是历史的产物）的一般生产力相比，却变成一种从属的要素。
于是，资本也就促使自身这一统治生产的形式发生解体。”
[56]这就是说，由于劳动时间和直接劳动的耗费是资本实现价值增殖的基础和前提，资本要实现价值增殖即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就必须尽可能多地占有劳动时间和直接劳动的量。
但是，资本主义越是强化劳动时间、从而活的劳动耗费的重要性，直接劳动在量上与物质生产中其他物的要素相比，就越是占有极小的比例；在质上与应用于物质生产的科学力量和社会力量（即分工和协作产生的一般生产力）相比，就越是成为从属的要素。
换言之，活劳动的耗费在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从而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中的作用越是关键和重要，它在创造使用价值和物质财富中的作用就越是变得微不足道。
这是资本主义所具有的悖论性的集中体现，是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的集中体现。
因此，大工业使劳动过程发生了质的变化，为自由劳动的实现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和可能性条件，同时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促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走向解体。
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解体，就没有未来新社会的诞生，也就没有自由劳动的实现。
总之，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统一，劳动的自由与自由的劳动的统一，一方面有赖于劳动的科学化、狭义的劳动的社会化和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有赖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广义的劳动的社会化。
这两个方面都有赖于大工业的发展。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9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9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9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何中华：《重读马克思：一种哲学观的当代诠释》，129、341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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