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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表明了为什么前10%和前1%的群体是重要而有趣的研究对象，因为，通过“认真考察这两个群体，评估流向两者的国民财富和收入比重”
，就可以“去比较1789年的法国和2011年的美国社会不平等的区别”
；由此，还“能够确定是路易十六还是乔治·布什、巴拉克·奥巴马治下的‘1%’更有权势”
。
[49]
问题是，上述统计概念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概念，皮凯蒂自己也承认这些名称“显然是相当主观的”
[50]。
拿“中层阶级”
或“中间阶级”
来说，马克思虽然早就注意到在一些国家中，“已经出现了财富和中间阶级迅速增长的情况”
[51]；但是他认为：“就中层阶级而言……在某种意义上是有道理的。
但是这里所要谈的根本不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这种无概念的关系，而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
[52]用穷人和富人这样的概念，既无法说明同一社会形态中不同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例如雇佣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更无法说明不同社会形态中不同人在地位和身份方面的质的差异，例如作为富人的资本家、地主和奴隶主，作为穷人的雇佣工人、农民和奴隶的不同经济性质。
实际上，以一定的收入为标准，对社会分层状况进行考察，这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表面的类比、计算和归纳，除了能够发现一些表面的现象特征和外部联系以外，它根本无法把握社会深处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联系。
特别是，任何统计概念和数学模型都无法说明：富人何以能致富？穷人何以会致穷？富人之富与穷人之穷有无联系？有什么联系？尽管皮凯蒂讲：“对于那些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且生活拮据的人来说……他们很难接受资本的所有者——那些继承了至少一部分财富的人——能够占有这么多由他们的劳动创造的财富这一事实。”
[53]但是，这种分析逻辑在皮凯蒂那里既不鲜明也不坚定。
例如，他认为“超级经理人”
的崛起引发了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同时又把超级经理人的富有归因于每个社会都有的“社会规范”
，并认为“这些社会规范从何而来以及如何演变，这显然更多的是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和政治历史问题以及信仰和认知要研究的课题，而不单是经济学本身的问题”
。
[54]这样，皮凯蒂最终也没能讲清楚超级经理人的超高收入和超级富裕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不仅遮蔽了富人致富和穷人致穷的社会根源，而且遮蔽了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经济联系。
但在马克思那里，问题的答案既简单又明了：富人如资本家的收入来源于对工人的“剥削”
，资本家的富有与工人的贫穷构成一种因果关系。
这些超级经理人是生产资料的实际控制者，因而是资本职能的实际执行人。
而且，雇佣工人的贫穷具有其独特的历史规定性，它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者农民和奴隶的贫穷有着质的区别。
因为，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的贫穷，是技术条件有限、生产力落后所致，而工人的贫穷则是生产力发展和技术条件进步所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越发展劳动者就越是贫穷。
同时，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的贫穷与自己的劳动不构成因果关系，而工人的贫穷恰恰是自己的劳动所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劳动的时间越长强度越大，他就越是贫穷。
最后，皮凯蒂虽然区分了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并由此出发区分了不同的人，但是，由于对资本认识的浮泛，把资本等同于物，所以不仅混淆了不同性质的收入，而且混淆了不同性质的人。
他所说的富人，在马克思笔下既可能是资本家，也可能不是资本家；而他所说的穷人，在马克思笔下既可能是雇佣工人，也可能不是雇佣工人。
前者如作为富人，商人和餐馆老板是资本家，而医生、律师、大学教授和政府高官则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雇佣工人；[55]后者如作为穷人，农场工人和商店店员是工人，而家庭佣人、普通公务员和中小学教师则既不是工人，也不是资本家。
[56]在皮凯蒂那里，以他人劳动为基础的大私有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小私有者，甚至普通住宅的拥有者，这些人充其量只具有一种“量”
的差异，很难看出他们之间的“质”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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