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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智利,一些“芝加哥弟子”
(指在芝加哥大学等欧美高等学府中受过教育、回国后在政府部门中担任要职的“海归派”
),以“把民主体制引入智利的工会组织,并着手解决几十年来阻碍工人进步的问题”
为幌子,于1979年颁布了新的《劳工法》,一方面,极力恢复资本家和权势阶级过去所拥有的特权,另一方面,最大程度地限制政府在调解劳资矛盾、调控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这无疑是典型的放任资本的自由主义政策,其结果也可想而知。
它使得工会组织遭到破坏,工人运动受到镇压,工会会员遭受迫害,工人所享有的142项权利被剥夺,从而极大地削弱了他们在与资本家谈判中的力量。
进而,它使得工人的工资水平急剧下降,平均失业率在1974~1987年间高达20%,工人陷入极度贫困,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
仅在1978~1988年的10年间,智利最富有的10%的人群的收入从37%上升到47%,占人口30%的中间人群的收入从23%下降到18%,而占人口14的最贫穷人群的收入则从5%下降到4%。
到1990年,500多万智利人(约占全国人口的一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放任资本的自由市场政策,并未给智利带来预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可面对这样的结果,“芝加哥弟子”
却将之归结为“发展中国家过渡时期所产生的贫困现象”
,用暂时性搪塞公众、混淆视听。
[32]与此同时,智利、巴西和阿根廷这些拉美国家的财富,却源源不断地流向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首的“中心地区”
。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遍及拉美的左翼运动勃兴,左翼政党先后取得执政地位。
这无疑是对推行私有化和市场化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一种反驳,不论其成效如何,都以铁的事实证明,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阶级就无法摆脱贫困的境地。
由此可以得出一条规律:尽管说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剥削,劳动者的贫困就在所难免,但是,哪个国家和地区抑制资本,哪里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就较小,两极分化的情况就不太严重,而劳动者就不仅不会陷于绝对贫困的境地,其悖论性贫困也会得到改善。
这不是证伪了而恰恰是证明了马克思的贫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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