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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奥康纳论述了作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二者中介的“社会劳动”
的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
奥康纳强调，自然、社会劳动和文化三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从社会劳动和文化的关系看，一方面，“人类的劳动不仅建构在阶级权力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之上，而且也建构在文化规范和文化实践的基础之上，而文化规范与文化实践反过来又被社会劳动的形式所决定”
[17]。
在人类劳动和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决定和相互控制的地方。
另一方面，人类的劳动是建立在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上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客观规律制约和调节着人类劳动。
反过来，人类劳动又通过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改造，不断改变自然生态系统的存在方式，并创造出“第二自然”
。
因此，在社会劳动中，“文化与自然的因素是相互并存和相互融合的”
[18]。
奥康纳强调，由于文化和自然维度上的不确定性，使得劳动过程越来越复杂化，劳动的结果越来越难以把握，从而决定了劳动关系和协作方式具有不确定性，也为人们选择不同的理论和实践模式提供了可能。
奥康纳把“文化维度”
和“自然维度”
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所形成的文化唯物主义哲学，通过阐发“文化”
“自然”
和“劳动”
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自然因素和文化因素对于规范人们行为的功能，从而突破狭隘的技术决定论，建立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生态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奥康纳的文化唯物主义哲学直接决定了他的生态政治战略。
在他看来，由于文化、自然和社会劳动之间的复杂关系导致理论和实践模式的不确定性和人们选择的多样性，具体而言，如果强调社会劳动和自然的辩证联系而建立一种生态文化学，决定了人对自然的控制或自然对人的控制，人们就会选择单纯的绿色政治；如果强调社会劳动和文化的辩证联系而建立一种文化学生态学，决定了文化对劳动的控制或劳动对人的控制，人们就会选择走向单纯的红色政治。
由于奥康纳强调的是文化、自然和社会劳动三者的辩证关系，因此他强调应当超越单纯的绿色或红色政治，走向“红绿”
结合，即要在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之间建立内在联系。
“理论及实践模式的选择是以对劳动关系中的协作的文化和自然形式之间的内部关系进行深入的关注为前提的。
一种单一的生态学文化所导致的是单纯的绿色政治；单一的文化生态学导致单纯的红色政治，即退回到自然界的人性化（自然界的被支配性）的主题上面。
因此，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在物质性和政治性的维度上扬弃绿色政治和红色政治。”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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