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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代表人类普遍利益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这就意味着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能够解决生态文明的普遍性和全球性维度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坚持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不仅造成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问题以及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的中断，而且还通过殖民活动在开辟世界市场的同时，掠夺和剥削落后国家的生态问题。
不仅如此，资本的全球化运动和资本所支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又通过联合发展等形式使生态危机呈现出全球化发展的趋势，这就要求当代全球环境治理必须遵循“环境正义”
的价值诉求，在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的同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补偿，从而实现全球环境治理和民族国家追求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彰显了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的特殊和地方维度。
基于以上论述，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理论基础，以“环境正义”
为价值诉求，具有发展观和境界论二者辩证统一特点的新型生态文明理论。
所谓作为发展观的生态文明理论就是指立足于民族国家特殊的和地方的利益，在捍卫发展中国家发展权与环境权的同时，起到促进民族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功能与作用，彰显的是生态文明的特殊和地方维度；所谓作为境界论的生态文明理论就是指立足于人类普遍和全球利益，起到促进全球环境治理和保护地球这个唯一的人类家园的功能与作用，彰显的是生态文明的普遍和全球维度。
[1]［德］I.费切尔：《论人类生存的环境：兼论进步的辩证法》，孟庆时译，载《哲学译丛》，1982（5）。
[2]［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刘仁胜等译，22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美］菲利普·克莱顿等：《有机马克思主义》，孟献丽等译，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4]［美］菲利普·克莱顿等：《有机马克思主义》，孟献丽等译，2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5]［美］小约翰·柯布：《论生态文明的形式》，董慧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1）。
[6]［挪］G.希尔贝克、童世骏编：《跨越边界的哲学：挪威哲学文集》，58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7]［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韩立新等译，100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8]［美］菲利普·克莱顿等：《有机马克思主义》，孟献丽等译，2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9]［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476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928～9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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