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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他认为赫氏的观点违反了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即“同一律”
，因而犯了“矛盾两可”
的错误。
在他看来：“任何事物不可能在同时既是又非是”
[18]，“假如对于同一个主题，在同一个时间内所有相反说明都是对的，显然，一切事物必将混一”
[19]。
因此，“谁要说‘是一个人’恰无异于‘不是一个人’，这是不可能的”
[20]。
很显然，亚里士多德完全是站在知性的形式逻辑的立场对赫拉克利特展开批判的。
从知性的形式逻辑的立场来看，辩证法必然是荒谬和不可理喻的。
然而，恰恰在这种“荒谬”
和“不可理喻”
之处，正体现出了辩证法对于“非此即彼”
的知性思维方式的超越和否定，体现出了古代直观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可贵之处。
但是，直观的、朴素形态的辩证法也正因为其直观性和朴素性而蕴含着重大的理论局限。
古代思想家们凭借其积极的理论直觉，描述了“矛盾性”
“对立性”
“否定性”
与“转化性”
对于解释存在者之“存在”
所具有的重大作用。
但是，当他们采取这种思想方式说明存在者之“存在”
时，由于其直观性和朴素性，他们始终缺乏对这样一个前提性问题的理论自觉，即所谓存在者之“存在”
，总是相对于人，总是处于与人的关系之中的“存在”
，需要人这一与“存在”
有着“亲密关联”
的特殊存在者才能得以澄明。
脱离开人，以及与人的关系，存在者之存在就将处于晦暗之中而难以得到自觉的领会。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直观的、朴素形态的辩证法一旦面对聪明的、反思能力较强的诘难和质疑，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了其力不从心之处。
当爱利亚学派的芝诺提出有名的“飞矢不动”
“阿基里斯追龟”
“运动场假说”
等悖论时，当高尔吉亚等人从对概念的分析中，指出“一件东西存在而同时又不存在，乃是矛盾的”
时，直观、朴素的辩证法就难以作出强有力的回应。
这是因为，这些悖论以一种十分尖锐的方式提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存在者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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