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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这些矛盾才能得到切实的解决。
卢卡奇认为,近代哲学区别于以往哲学的一个根本点在于,它“拒绝把现世看作为独立于认识主体而形成的某些东西(或者例如由上帝创造的),而宁愿把它看作为认识主体的产物”
[14];整个近代哲学发展的中心线索埋藏于这样的思想中,即“认识对象之所以可以为我们认识,其理由是认识对象已经被我们所创造,创造对象的程度与认识对象的程度是一致的”
[15]。
于是,建构一个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并以这一理性化的理论体系塑造整个世界,把全部客观存在都纳入这一理性化的理论体系之中,便成为整个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最高理论目标。
然而,在此过程中,近代哲学隐藏着巨大的内在冲突和矛盾:“理性主义的形式上体系上的统一性,是从其对下面现象的方面的倾向中产生出来的,人类理解力是可以把握这样的现象的方面,从而这个现象的方面服从于人类理解力的控制、测算和预示。
……但是,在这样的体系里,人类存在的‘最终’问题仍然处于与人类的理解力不相称的状态。
这种体系越是接近这些‘最终的’问题,这种体系的局部的、辅助性的性质和其无法把握‘本质’的能力就越是显著地暴露出来。”
[16]内容与形式、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自然与人等,处于尖锐的分裂和冲突之中。
这种分裂和冲突在康德那里表现得最为鲜明和典型。
康德一方面主张“人为自然界立法”
,在认识过程中,在感性环节上,有时、空两种先天的感性直观形式,它们像磁铁一样,统摄着杂多的感性材料,使其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在知性这一环节上,先天知性范畴具有普遍的必然的意义,它统摄整个现象界,形成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
但另一方面又马上产生一个体系的问题,这是从其理性主义的方法论中产生的必然要求,“使理性主义普遍化的尝试必然产生对某种体系的需求”
[17],这种体系化的冲动要求全部的内容都从体系中推导出来。
然而,在康德这里,这种要求是根本无法达到的,“人们一旦思考某种理性于其中的各种条件时,即人们一旦自觉地提出体系问题,很明白,这种需求是不可能实现的”
[18]。
这是因为,康德同时又认可了“自在之物”
的存在。
这种“自存之物”
包含两个基本含义:“第一,是物质问题(在逻辑的、专门的意义上),是‘我们’赖以认识和能够赖以认识世界的那些形式的内容问题,因为我们已经创造了这个世界。
第二,是整体的问题,是认识的最终的实质问题,是认识的那些‘最终的’对象问题,从各个局部系统圆满转变为一个整体,一个完全被理解的世界系统,就需要认识的‘最终’对象。”
[19]对于这种“自存之物”
,纯粹理性是不能加以综合和定义的,对于纯粹理性来说,它是“非理性”
的。
就这样,“体系化的原理同承认任何‘真实性’,同承认某种‘内容’是不可调和的,原则上是不能从形式的原理中推演出来这种内容的,因而也不得不只把这种内容看作为实际存在的东西”
[20]。
康德赋予体系以普遍功能的初衷遇到了“自在之物”
这个不可逾越的障碍,理性主义的体系化目标产生了不可弥合的裂缝。
这种形式与内容、主体与客体、自然与自由的分裂,充分说明了近代哲学所内蕴的深层困境。
如何超越这些两难困境,是摆在哲学面前的一个必须予以解决的根本性课题。
现代哲学为解决这一困境进行了种种尝试,对此,卢卡奇说道:“正是这个问题才使我们对现代哲学中的各种途径的分歧的理解成为可能,并且只有这个问题才使我们对现代哲学发展的主要阶段的理解也成为可能。”
[21]如所谓实证主义的途径(以马赫、阿芬那留斯、彭加勒等为代表),这一途径抛弃解决该问题的各种企图,拒绝一切本体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把对各个孤立的、高度专门化领域的认识作为哲学的目的,而不去试图获得对知识化的整个领域的统一的把握。
再如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新康德主义者的途径,他们从逻辑上把事物的非理性确定为“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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