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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否定了德国人所迷恋的地理决定论，因为这经常会被用来为民族扩张、人类不平等、财富不均等现象做辩护。
维达尔是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一名娴熟的地图制作师；他深受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vonHumboldt）所代表的旧传统的影响，强调人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和联系。
他充分借助历史和其他学科，试图创建一种与历史关系密切的、全新的地理学。
这门学科并非建立在民族中心论或铁律的原则之上，而是以潜心的研究为基础，灵活地运用跨学科、比较的方法。
①
对社会语言学家安托万·梅耶（A，1866—1936）来说，比较的方法极为重要。
德国学者长期将语言与地形、气候等因素联系起来，以此来支撑他们关于社会发展和统治的理论。
在梅耶看来，语言是特殊群体的“即兴创作”
，受现实中各种不可测的因素制约，是一种跨时空的传递。
因此，人类无法准确地再现语言流传和转换的过程。
他在研究外来词、古语词和“边缘的”
语言群体方面，具有创造性的贡献，为修正和完善地名学（toponymy）提供了帮助。
但是他依然坚持认为，自己的科学研究最终取决于概率和可能性。
②
另一个“高师人”
柏格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
1904年，他荣升为法兰西公学院的院士，他在那里面对着广大听众，对实用主义哲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柏格森的一些概念，如绵延和运动、记忆和感觉、科学和直觉等，为历史现实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他给布洛赫那一代人的启示是，不能人为地将过去分解或切割成某些时间周期和空间格局，应该使用“变量”
的尺度和宽泛的区间，从而更贴近人类的时间和现实，这是他们学科的最终目标。
①
哲学家、社会学家涂尔干及其信徒，对学院派史学家作出的贡献最为直接，构成的挑战也最尖锐。
涂尔干将法国社会科学从“德国垄断”
的格局中解放了出来，并将靶子对准了实证主义者。
他在创刊于1896年的《社会学年鉴》（AnnéeSociologique）上，在各种各样的演讲和作品中，极力批评法国历史学家：他们对德国人亦步亦趋，漫无目的地收集事实，却从来没有一个可靠的理论能解释人类的发展。
涂尔干希望社会学成为学术综合体中的基础学科，历史学则主要起辅助作用，如收集数据、创建年表、关注个体等。
②
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争论爆发于1903年，在接下来的五年中愈演愈烈，其代表人物分别是瑟诺博斯和涂尔干。
1903年1月，涂尔干派经济学家弗朗索瓦·西米昂（Fran?oisSimiand，1873—1935）在法国近代史学会（Sociétéd'HistoireModerne）面前，不仅反驳了瑟诺博斯对社会科学的诸多指责，而且对瑟诺博斯等人从事的历史学科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他指出历史学家有三个“偶像”
:政治偶像（沉迷于政治事件之中）、个人偶像（将历史等同于某个伟人的活动），以及编年纪事偶像（关于“起源”
的错误成见）。
①
1906年5月，双方的争论持续升温。
在法国哲学协会（Société34FrancaisedePhilosophie）的一次会议上，西米昂提出了历史学家的四条“法则”
②。
一年之后，瑟诺博斯开始回击。
古斯塔夫等历史学家则采取了中立的态度，他们认为虽然历史学中存在一定的“法则”
，但它们往往只能用来分析相对简单的现象，而且很容易发生改变。
在两派激烈交锋一年之后，古斯塔夫不但批评瑟诺博斯视历史为偶然事件的观点，而且也抨击涂尔干将人类复杂的心理客观化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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