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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杂志也有一些偏爱的主题。
每一期的出版公告和统计数据都来154源广泛——包括私人和公共领域、学术和商业圈、国内和国外等，涵盖了经济、社会、理论问题等诸多方面。
就数量而言，以历史主题居多，而当代议题又是重中之重，比如国际联盟关于国际金融和贸易的报告，流动劳动力和难民问题，政府关于殖民事务、物价、工资、就业、公共卫生方面的年度报告。
①1934年，布洛赫和费弗尔临时增加了一个专栏——“地图学与社会现实”
，并于1937年和1938年再次开设这一栏目。
他们借此机会对狂热的地缘政治学进行了强烈的批判，指出了这一学科中存在的技术性和历史性错误，并且建议地图绘制者和出版商不能仅仅依赖狭隘的地理和政治概念，而应该与人文科学进行更深入的互动，同时结合语言、工作、住所、文化等更多的因素，从根本上改进绘图的方法。
②
刊物曾经有几年推出了一个特殊的栏目——“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实干家”
，专门刊登不少已故重要人物的传记，如马克斯·韦伯、弗朗索瓦·西米昂、弗雷德里克·威廉·梅特兰、阿尔贝·托马斯、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Rathenau）、约翰·雅克·阿斯特（JohnJacobAstor）等。
③费弗尔用这些个性化的短文，将《年鉴》与一些虽非撰稿人却意气相投的学者联系起来，既向他们致敬，也不回避对他们的批评。
布洛赫所勾勒的人物简传（并非他典型的文风），则坦率地评述老一辈学者的志向和成就。
①
专业动态的栏目使布洛赫和费弗尔在领域之外也引起了反响。
他们发布一些合作者作品的信息，促进了民俗学等学科的发展，有助于增强个人和官方对经济和社会史的支持力度。
他们还经常发表社论，反对采用陈旧的方法编写历史课本和手册，拒绝强加给研究者的各种繁琐的束缚。
布洛赫在英格兰做研究期间，曾享受过大英博物馆优质的服务，回到法国之后，他对国家图书馆的各种规定和程序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②
设立这一栏目的想法，源于1923年布鲁塞尔历史科学大会。
《年鉴》详细地考察了在奥斯陆（1928）、华沙（1933）和苏黎世（1938）举行的几次大会，呈现出一些令人遗憾的问题：所有的日程都过于繁忙，学科内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分歧，而且没有一个总体的计划和方针。
③
然而，《年鉴》的公告栏也逐渐变得越来越区域化和民族化。
1933年之后，除了一些特定的统计数据外，它所涵盖的国外信息数量锐减。
“专业动态”
主要关注法国的各种期刊、机构和研究工具，这个栏目在杂志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反映出布洛赫和费弗尔早期所受的实用主义训练，他们力图消除迂腐的学问，为国内外读者（国外读者在不断减少）提供一些重要、有用和易于理解的东西。
①
《年鉴》的各种社会调查从“专业动态”
里分离出来，成为刊物与更大的世界——分析人员和当代议题——连接的纽带。
在头五年里，《年鉴》发表过几组与欧洲银行和农业危机有关的文章。
布洛赫和费弗尔更深入的目的是：将现在的问题与过去联系起来，从而推动对物价史、156黄金问题、交通和技术史的研究。
他们呼吁人们在研究经济史时，对私人企业档案中的原始材料给予足够的重视。
②
历史性的调查研究基本上是布洛赫个人的职责，借此他将单个的学者与同行联系起来，共享各个专家的资源，从而真正达到比较史的目的。
第一次深入的调查——对布洛赫来说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关注的是分区规划（plansparcellaires）。
这需要对因征税而制定的乡村地图和地籍登记册进行检索和阐释，其中涉及三个历史时期，即封建领主政权时期、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半个世纪，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它们遍布于各个乡村、地方和国家的保管处，虽然存在大量不准确和不完整的地方，却可以为一些问题提供关键性的证据，如移民方式、所有权形式、耕种方式以及变化和持续性等。
布洛赫在几年里系统地爬梳了法国各地的档案，仔细检查并抄录这些不被人待见的图册。
在他分析法国农村生活的显著特征、研究日益增长的农业自由问题时，这些资料成了一些基本的数据。
①
布洛赫在参加奥斯陆历史科学大会的时候，向很多外国同事约稿，希望能进一步分享技术和档案数据，建立一些共同的标准，以警惕某些“浮想联翩”
和民族偏见——这曾有损奥古斯特·梅茨恩原创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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