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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他和妻子踏上了旅程。
当时，由于斯塔维斯基（Stavisky）的丑闻被揭露了出来，社会上人心惶惶，发生骚乱的消息甚嚣尘上。
④
布洛赫在英格兰度过了难忘的两周。
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用法语发表演讲，三次讲座都与比较史有关，题目为《法国与英国庄园之比较》。
在旅行之余，布洛赫还不忘为《年鉴》寻觅撰稿人，他与理查德·亨利·托尼、艾琳·鲍尔（EileenPower）和迈克尔·博斯坦（MichaelPostan）有过交流。
他在牛津度过了一个周末，并结识了莫里斯·波威克爵士（SirMauricePowicke）和流亡学者欧内斯特·坎托罗维奇（Ernst179Kantorowicz）;他在剑桥会见了G.G.库尔顿（G.G.）和J.H.克拉彭——他们曾邀请他为《剑桥欧洲经济史》（TheCambridgeEicHistoryofEurope）写稿。
此外，他还在大英博物馆度过了几小时的欢乐时光。
布洛赫对当今法国学术机构的状况非常沮丧，他对英国大学生活的舒适和魅力则不吝赞美之词。
①
在布洛赫离开巴黎期间，1934年2月6日傍晚，一大群右翼示威者和若干退伍军人组织在波旁宫外的协和广场（Placedelacorde）聚集，威胁说要越过塞纳河，袭击众议院（ChamberofDeputies），推翻新成立的激进党政府。
他们指控政府与无耻的犹太骗子斯塔维斯基（最近神秘死亡）合谋，谴责政府解雇了一个右翼警官。
紧接着，示威者和一小部分封锁桥梁的警察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双方共有15人死亡，约1500人受伤。
这是自巴黎公社起义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事件。
一天后，激进党总理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Daladier）被迫辞职，由更具包容性的“民族联盟”
内阁来平息骚乱。
在第三共和国的历史上，政府第一次被街头的暴力事件所推翻。
①
布洛赫在海峡的另一边，为无法置身祖国的事变而悲痛；此外，他还不得不向忧心忡忡的英国人进行解释。
他为右翼分子的暴行所震180惊，这些人来自法国的中产阶级，不禁让人想起了雾月政变。
九天后，布洛赫径直回到斯特拉斯堡的家中，依然为此而惊愕和困惑：“在这起骚乱的背后，我感觉到了一种可怕和幼稚，他们软弱无力，内部派别勾心斗角，运作方式极其糟糕，没有任何智慧可言。”
②费弗尔也为法国法西斯主义的幽灵所震撼，他怀疑最古老的高等教育机构是其滋生的温床。
在危机期间，布洛赫仅仅从伦敦发来了一条简短的信息。
为此，费弗尔对老搭档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借用于连·邦达（JulienBenda）的概念，将布洛赫描绘成冷漠、无情的知识分子。
③
实际上，布洛赫和费弗尔已经彼此疏远。
一年多以来，费弗尔已经在首都安顿下来，与家人住在舒适的五楼，位于圣宠谷大街（rueduValdeGrace）1号，面向美丽的教堂。
如今，他已建立起了广泛的社会和职业关系，承担着很多责任，不仅要经营《年鉴《百科全书》和《综合研究》，还要负责近代史学会。
布洛赫指责费弗尔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巴黎人”
，挥霍着自己宝贵的精力，抛弃了历史学家的一亩三分地，而且对《年鉴》漠不关心——如今它的出版已严重滞后，迫切地需要各种作者和文章。
然而，布洛赫也身不由己，不得不放弃本职工作，积极筹划竞选活动，这需要仰仗朋友们的支持。
在法兰西公学院评审前夕，布洛赫决定放弃第二次巴黎之行，以远离如火如荼的政治环境——然而费弗尔早已卷入其中。
①在这种氛围下，布洛赫理应表现得更加矜持和客观，但费弗尔却因此指责他对现实袖手旁观。
其实，布洛赫绝非冷漠。
他私下里常常表达忧国忧民之情，不仅关注极端民族主义者、反共和联盟，以及右翼人士对高级警官、司法和市政官员的应和现象，而且敢于指出温和派和左派阵营的明显不足，181甚至是政府的腐败和国会的缺点。
当然，他并没有因忙于竞选而对无处不在的危险视而不见。
各大高校里的骚乱，以及“我们很多政治家知识上的匮乏”
，进一步激化了这种危险。
②布洛赫和费弗尔既不准备顶住压力为懦弱的达拉第辩护，也不打算支持年长的折中派继任者加斯东·杜梅格（Gas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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