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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俩都不情愿地在3月5日的“工人宣言”
（“MaheWorkers”
）上签了名。
该宣言由三位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阿兰”
（埃米尔·沙尔捷，EmileChartier，1868-1951）、保罗·朗之万（PaulLangevin，1872—1946）和里韦（1876—1951）起草，他们经历过德雷福斯事件的洗礼，还帮助成立了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备委员会（itédeVigilaelletifascistes）。
①然而，该宣言的语调和委员会的领导能力让《年鉴》的两位主编有些担忧，他们对大众的价值观也没有任何信心。
责任感（“我正蓄势待发”
）和不作为（“像很多人那样无法执行”
）之间的矛盾撕扯着布洛赫，但是他反对用法西斯主义蛊惑人心的方法对抗国内的法西斯主义。
②他不希望法国出现高负荷、政治化的氛围，即由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员等共同执政。
③
3月18日，在布洛赫签署宣言之前，法兰西公学院全体教授大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落幕。
布洛赫的支持者吉尔松提议设立欧洲社会比较史的教席，以阿贝·布勒伊（AbbéBreuil）为首的格勒尼耶的支持者则坚持捍卫古代史的教席。
在布勒伊为格勒尼耶发表讲话之后，化学家卡米耶·马提翁（CamilleMatignon）突然晕厥并死亡，大会的讨论也因此搁置了两个月。
①布洛赫一直忙着收集材料，思考造成灾难的深层原因，而且他对费弗尔在公开评审时的消极表现有些懊恼，再加上他从伦敦回来之后表现得很不活跃，这一切都削弱了他的实力。
后来，他决定重新恢复竞选活动，并多次前往巴黎。
为了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投票人面前，他委任费弗尔为“布洛赫集团”
的“秘书长”
。
②
布洛赫重启竞选的活动很快就夭折了。
1934年4月12日，上台仅两个月的杜梅格政府就宣布削减预算，极大地减少了大学的费用。
法兰西公学院被迫削减10%的经费，这意味着朱利安的教席不太可能被取代。
③
布洛赫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尽管他对此非常失望，却并没有绝望。
如果进入法兰西公学院的路被堵死了，那么他可以把目光投向索邦，那里有几个中世纪和经济史的教授会在两年内退休。
布洛赫很快投入到另一场激烈的竞争中，这是新一轮的消耗战，职位的声望虽然略低，但要求却更高。
巴黎的这两个教席都值得布洛赫全力以赴。
他已下定决心离开斯特拉斯堡，因为那里是一座寒冷、偏远的“牢房”
，预算一缩再缩，教员不断流失，内部派系纷争，士气十分低落，而且他的升职也曾被推迟。
④除个人健康和家庭因素外，国内外险恶的环境加剧了《年鉴》的困境，使他的作品进展缓慢。
1934年中期，纳粹德国蛮横地干涉奥地利内政，兴登堡总统（Hindenburg）去世，法国显示出各种衰落的迹象。
像费弗尔那样，布洛赫试图在自己的作品中寻找提升士气的良方，在《年鉴》上寻求对于当前政治的批评之声（如果不是强有力的）。
1934年夏，布洛赫恢复了精神和体力。
他先是独自在埃克斯莱班接受治疗，后与家人在富热尔一起生活，还前往威尼斯做了一次愉快的旅行。
此时，另一场艰巨的战斗马上就要来临。
①
秋天的时候，法兰西公学院空出来的四个教席只被批准了一个，竞争变得异常地激烈。
布洛赫的竞争对手包括两个斯特拉斯堡的同事，还有费弗尔的老朋友——心理学家瓦隆。
②布洛赫尽心尽力地前往巴黎运作，也为《年鉴》的事务奔波，回家后他身心俱疲，开始生病；而且，由于错过了一次空中摄影展——对他的研究很有帮助，他非常气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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