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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也不乏物质方面的成功。
1970年，新的法国人文科学之家总部在拉斯帕伊（Raspail）大道54号面世。
这是一个钢铁加玻璃结构的多层建筑，建在曾审判德雷福斯案件、后于1961年被拆除的舍尔什-米蒂监狱（Cherche-Midi）的旧址上。
在布罗代尔的任期内，人文科学之家集中举办了很多学术活动。
这里有《年鉴》的办公室，也有第六分部的办公室。
作为后戴高乐时代改革的结果，第六分部于1975年成为了一个可以独立授予博士学位的机构，即“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EcoledesHautesEtudesenScesSociales）②。
20世纪70年代，以《年鉴》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为核心的“年鉴历史学派”
在巴黎牢固地确立了地位并将其影响传播国外。
③如今的“年鉴学派”
只与布洛赫和费弗尔维系着松散的联系（其学术方法日益显得过时），也逐渐开始放弃以前的主战场——农业历史、技术、地理以及经济，转而关注另外两个方向：一个是用语言学、人口统计学以及量化的手段进行物质和社会生活的微观分析，另一个是借助人类学、流行文化以及心态研究来剖析大众意识。
比较历史学已经基本同费弗尔看重思想史的处理方式一同消失不见了。
1972年，布罗代尔辞去了研究院的领导职位，但依然主管着人文科学之家。
虽然也遭遇过批判，但直到1985年去世，布罗代尔一直都是法国最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
①后起的年鉴学人（Anmalistes）放弃了他的“全景式”
画布和强调物质生活对研究法国区域、乡村历史的重要性，转而专注性、死亡等主题。
关注度高、资金充足的《年鉴》学派赢得了钦慕者和模仿者，也引起了批评者们的注意。
他们叹息布洛赫、费弗尔整体历史观的解体，抗议它使用的行话以及晦涩的微观研究，也指出了它在学术、体制方面的激进主义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之间的矛盾。
①《年鉴》为拉斯帕伊大道赢得了国际性的声誉。
它的地位日渐巩固的过程，也造就了自身历史的一个家庭工坊，并于1979年庆祝它成立五十周年时达到了顶峰：各种展览、会议以及出版物重新激活了有关两位创立人的记忆。
①
在《年鉴》凯歌高奏的时代，马克·布洛赫从鲜活的存在变成了一个341遥远的令人尊敬的长者。
他时常因为个人胆识、渊博的学识、刚毅的品格而受人赞扬；当然，也有学者会时不时地修订或矫正这个大人物。
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成长起来的人，在20世纪最后30年的历史学家眼中看起来越来越遥远，也是人之常情。
这些后来成长起来的历史学家们接受了新的训练和方法，有了他们自己的新课题，比如女性历史、围绕如何看待大屠杀以及第三帝国而展开的激烈的政治争论等。
不过，布洛赫一直保持着“国家英雄”
应有的特殊地位。
对于正在经历现代化、开始学着接受自己过去那段维希统治历史的法国而言，他依然是一位矢志不渝的爱国者和悲剧性的献身者。
1977年，也就是他去世之后三十三年，人们在克勒兹举行了一次重葬，参加的人员有高校系统、法国抵抗运动以及政府的代表。
布洛赫的遗嘱第一次由他在世的最年长的学生亨利·布伦瑞克公开诵读。
①
1981年，获胜的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itterrand）吊诡地将法国导向了更为保守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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