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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要记住上文的一个重要隐喻，即马斯洛是在更高阶段上与东方文化的相似。
很显然，与几千年中国的封建社会并存的儒道禅合一传统教育体制从根本上是走不进今天的。
仁义礼智、忠信孝悌、诚恕敬德与封闭的自然经济惯性循环**为禁锢中国人双手双脚和大脑的绳索。
虽然，社会实践上的历史推进已经充分证明，五四运动以来对传统文化框架的冲击是合理的。
可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是无法脱离真正属于自己灵魂存在的精神格局的。
我们的民族魂需要的是重构和再生，而不是简单的破除和替代。
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给我们的警示。
中国的传统教育中有许多令人惊异的东西。
人伦主体的内炼和主体际的交往是这一教育观的基点，人与自然**的巨大缺失却导致了主体内心世界的畸形发展。
中国的教育历来是重德性修养的，人必先“正心诚意”
，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内圣而外王。
也正是这种追求抽象内在人格完整的倾向，使中国人的“天人合一”
始终是天（已经是自然的虚化!）向人的回归，而中国人在外部世界面前就无法跨出决定性的步伐。
这种教育观中的病症应该随着历史实践的发展而消除，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我们不必在追求科学理性的现代化进程中，再可悲地去重蹈西方人在另一种偏狭通道上的痛苦历程。
马斯洛在西方人教育发展的高级阶段上走到了内在人格论的入口处，而我们却在西方人实证教育的残断隧道前徘徊，这是值得我们反省的。
我觉得，日本民族在近现代发展史中对待传统教育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有人常说，日本的发展奇迹是西方文化重造的结果，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
大和民族在明治维新后的实践中，一方面大量吸取了西方人的科学实用技术以筑建一个新的经济格局，而在民族精神上却同时弘扬了东方文化中积极的内核因素，因此，“外王”
仍然是建立在民族“内圣”
之上的。
比如，从中国传入日本的禅宗经过教化和生活运演成为大和民族精神生存的重要依托，禅被泛化为人的生存体验，武士道，茶道，花道，剑道，弓道，以及政治、经营之道，这种古老的内在性境文化在现代历史上获得了新生。
铃木大拙、池田大作等禅学大师正是靠着东方的禅学在西方世界得到了敬重。
遗憾的是，禅是中国人的，可是，中国人却丢掉了它。
中国当代的教育太重要了，它可能就是决定我们明天的最根本的一环。
我们决不能在20世纪最后十年中，把中国的新一代培养成某种丧失人格、不懂得美好理想的考试机器，不能造就一批没有民族自信心的新的金钱走卒。
中国人要在实践上真正站起来，不能不有新的民族魂。
这是时代对教育的呼喊!看看马斯洛，请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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