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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生活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整合性。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垄断特征在20世纪初的突现，是对自由竞争市场效应消极面的一个补充，在凯恩斯主义中，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控制能力集聚为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计划性。
①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大量的国有经济部门。
这是现代社会结构中的巨大现实矛盾，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措施并没有根本改变资本私人占有的制度，冲突是必然的。
20世纪70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迅速变得黯然失色，在资本主义大框架中的国有经济越来越衰败，于是又有了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和其他非凯恩斯经济学，以重新强调市场作用来抑制日益扩大的国家干预。
②当然，非凯恩斯经济学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运行的机制，只是在同一层面上充当了国家控制经济互补的另一面。
所以，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出现了一种综合性的功能整合，资本主义把市场与计划、自由竞争与垄断、宏观调节与微观上的自发运转统统融合起来，只要能够维系现代经济生产的运转，不改变根本制度（私有制），一切都是可以兼容的。
这使得经济生活，同时也使整个社会生活获得了一种多元混合性和非单一性的特征。
我认为，现代生活的这种主体性和总体性是马斯洛人学的来自实现社会历史过程的依据。
同时，更重要的一点是，正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中叶以来的高速经济发展，才创造出马斯洛之所以能够透视人性最高境界的生活基础。
显而易见，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基本生存条件都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人的高级需求在整体上的追求尚不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
而一旦生产力的发展向科学化的高层次运动，必然使劳动者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大大改善，同时，对劳动者的尊重和主体多层面需要的关注也成为可能。
与现代社会生产运转直接相关的管理科学中人的主题之突现是十分典型的例证，它说明，也只是在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具备一定质点的条件时，现实生产中对人的主体状态的关心和肯定才有可能。
人的主题是从生产进程中被现实提出和实现的。
所以，这种来自社会发展深处的人道主义呼声只可能出现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而不可能出现在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中。
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关于这一点，马斯洛多少是意识到了的。
所以他的科学人本主义的现实对应点总是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又是精英分子们）的生存状态上，而不是落在那些仍然追求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不发达国家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匮乏状态上。
这是十分明显的。
所以，我们又可以说，人的主体性之高扬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这种来自社会生活进步的促动，把多少年来仅仅停留在抽象人道主义理想中的人的自我实现，再一次安放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
人，终于可能在现实的土地上向前迈进了。
它不仅要获得肉体的完满生存，而且要重新组构自己一度被物化的心灵，人要同时获得灵与肉的完满境界。
这不是马斯洛的好恶，而是人在历史的行进中的新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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