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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维斯主义者那里，方法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但是，他们的中产阶级的偏见却压制了方法的生命力。
受教于利维斯的“奖学金男孩”
，包括后来成为新左派知识分子的霍加特和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威廉斯，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致力于用利维斯的方法反对利维斯的文化精英主义，开启了文化主义这一全新的理论模式。
可见，在欧陆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建构自身文化批判理论的同时，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也基于卢卡奇和葛兰西的阐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批判思想。
他们一方面借助于卢卡奇的“总体性”
方法，批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
，开始以一种“整体的”
和“过程的”
视角来审视本国资本主义的现实，将现实看作一个由各要素在相互联系中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另一方面，受到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启发，他们也首先把关注点聚焦于文化，用文化来指称上面提到的“整体的社会过程”
。
（一）文化是呈现整体生活经验的实践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赋予浪漫主义以物质的社会关系内容，从而改造了他们在文化观上的唯心论，建构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生产理论。
这一理论的起点是承认并论证文化与文化生产的物质性和整体性。
在英国传统中，特别是从浪漫主义以来，英国思想家和作家也像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一样，习惯从人的“类”
属性和规定性上认定文化的重要性。
也就是说他们也致力于将文化理解为一种精神的、意识的、思想的东西，文化的抽象概念一直被用来代替一般生活中圆满的社会关系。
正如威廉斯指出的那样：“英国作家们试图从个体的内在能量中寻求我们渴望的和可能实现的东西。”
①这一传统的显著弱点在于，它未能找到合乎要求的社会力量，以实现和维持文化的“优等现实”
。
首先突破这种英国传统文化思想范式的是英国的精英主义文化传统。
其中的艾略特强调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突出了对文化内涵的拓展，把文化扩大到文学和艺术之外的领域，这一点非常有意义且影响深远。
但他却坚持民主和大众教育同文化价值观不相容，因此从根本否定了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和意识。
而精英主义传统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阿诺德弥补了艾略特在这点上的不足。
他虽坚持文化是少数人所有的精英文化，但他同时承认，这种精英文化是可以被大众分享的，也承认通过国家权威，再辅之以审美教育可以使更多人能够抵制工业主义带来的机械化和物质化，进而走向完美，肯定了工人阶级和大众成为文化主体的可能。
利维斯则强调了文化在建构和谐的有机社会中的重要意义和功能。
这些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启示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文化的理解。
当我们审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为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进行的尝试时，实际上看到的是，作为英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与新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的精彩重估之间的相互作用。
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西方社会，特别是英国社会的变迁和由此带来的社会文化现象，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突破传统单一的解释方式，试图重新从文化和社会层面基于社会发展的新现实提出新问题，并就这些问题做出新解释。
他们反对经济决定论，强调社会生活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维度，致力于研究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将文化视为意识形态再生产和争夺领导权的动态过程。
同时，他们也强调文化是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形式。
总之，在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那里，文化是兼具同化和反抗双重特征的矛盾体。
在研究方法方面，他们主张从总体角度研究文化，即文化必须放在总体的社会关系系统内进行研究，文化分析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都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方式。
霍加特运用文学批判方法理解文化经验的意义，开始阅读活生生的经验。
它通过观察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连续性和变化，表达了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欣赏和肯定。
1957年，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出版。
这标志着一场学术革命——文化转向的开始，同时，也是一门新学科——文化研究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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