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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斯和以霍尔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家们在借鉴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等诸多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实现了对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范式的有效整合。
努力揭示和展现大众文化的抵抗潜能。
他们指出，作为一种实践，文化生产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而应该被理解为人民主体对自身存在意义和价值的选择与建构。
这种选择与建构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冲突和斗争被诠释为文化领导权转换的动态机制。
基于这种理解，他们开启了大众文化研究的新领域，致力于揭示文化生产过程中主体意识转换的动态机制，并力图在此基础上探求主体意识确立的方式和途径。
这些学者的理论探讨同时也清晰地展现了文化抵抗斗争的复杂性。
霍尔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他对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等前辈的理论进行了总结和批判性继承，并将他们的理论从阶级视角转移到了种族、性别，以及亚文化等视角上，推动了国际人文学界的“文化转向”
。
1.大众文化是文化领导权斗争的阵地
面对当代复杂的文化生产状况，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尝试揭示大众文化的政治维度。
在威廉斯看来，文化领导权概念一方面超越了作为整体社会进程的“文化”
，因为它除了指涉整体社会进程外，还指出了文化运行过程中权力和影响的特定分配。
我们知道，人类确定和形成他们自己的整体生活只能是在抽象的意义上，在任何真实的社会里，人们在财富的分配和实现这种社会进程的能力方面都是不平等的；另一方面也超越了作为表现各种特定阶级利益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
。
领导权“包含意识形态，但不等同于，也不能还原为意识形态，它应被视为在统治和从属构成的关系中的一种实践意识”
①。
也就是说，文化的内容由统治阶级获得领导权的实践和被统治阶级对各种领导权的抗争共同构成。
可见，领导权设定了某种真正总体性的东西，它不是次要的或上层建筑的东西，而是广泛地渗透于社会中，构成了在它影响下的大多数人的常识的内容和局限。
因此，它比源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公式中的任何概念都更适合对应于社会经验的本质。
威廉斯同时也认识到，学者们在运用领导权这一概念时，总是忽视概念本身的总体化倾向，或者仅仅抽象地理解这种总体性，忽略了社会中其他对抗因素的作用。
实际上，现实的社会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它蕴含了社会整体的各种因素的变化。
因此，必须强调领导权内部结构的复杂性。
于是，威廉斯提出了对领导权的独特理解，将领导权看作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虽然它以高度的认同为特征，但冲突和抵制也始终存在。
因此，领导权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总体，应该包含“反领导权”
和“替代性领导权”
，它们是实践中真实而持久的因素，尽管其存在会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但却对领导权自身的进程有重要影响。
在威廉斯看来，领导权最关键的功能体现在对其他文化形态的控制、转化乃至合并上，但现实的文化生产既提供一种支配的力量，同时也提供抵抗所需要的资源，因此，领导权就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斗争。
威廉斯指出：在复杂的社会中，文化分析最有趣又最困难的部分就是试图在领导权的那种能动的、构成性的和不断发生着变化的过程中把握领导权本身。
①
威廉斯还指出，为正确理解领导权运作的物质基础，必须区分文化过程的三个方面，即传统、机制和构型。
选择性传统作为一种领导权运作的最明显的表现方式，依赖于各种机制的建立，而某些新出现的文化构型则使不断变化的领导权模式更加复杂和多变。
现实中的“大众文化”
总是与统治文化之间保持着一种持久性的张力。
上述思想从主体角度表达就是，现实的领导权代表的是一种动态结构，它不属于某一个阶级，而是由统治者和附属阶级或群体以及一些动态联合体共同维持的一种动态结构。
起初，虽然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或阶级虽不拥有主导权，但却仍能在文化内部表达和实现其从属地位的生存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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