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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起来讲，“历史集团”
作为一个“描述性的范畴”
，指称的是在争夺领导权的过程中，不同社会力量借助于谈判而不断地接合、解接合与再接合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综合性的异质的社会力量，它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变化。
（二）现代性批判中的价值预设与自主选择
基于20世纪人类的生存境遇以及人类精神面临的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展开了深深的思索。
在这一过程中，对文化的批判开始拓展为一种现代性批判。
他们的现代性批判展现了两种不同的价值选择，即价值预设与自主选择。
前者将文化理解为一种基于人类的永恒价值，并以此为依据反思现实人的生存困境，对现实社会中一切压迫、束缚和统治人的物化结构和异化力量展开了全方位的批判，尝试通过这种批判实现主体从个人价值向人类价值的回归。
后者以本雅明为代表，他基于唯物史观的立场和方法，以自己独特的意象阐释，开启了解释人文价值生发的选择模式，为时代的发展注入了一个趋向合理的价值选择。
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囿于对文化的抽象理解和定位，将葛兰西开启的带有鲜明启蒙色彩的文化批判思想演变成了一种漠视乃至否定社会主体在现实的大众文化实践中进行价值选择可能的意识形态批判。
他们或强调对启蒙理性的非辩证性否定，或致力于通过审美激发人类的原始生命力。
不论他们的具体思路有怎样的不同，最终都是寄希望于一种基于抽象的、永恒的，所谓终极价值的审美乌托邦来实现对现实社会主体的解放和救赎，即通过审美来恢复人的感性认识，进而实现人自身的价值。
他们还将这一切的实现与现实隔离开来，最终使审美陷入了乌托邦。
从这点上说，无论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学者们对大众文化发挥意识形态统治功能的作用和内在机制揭露得多么全面和深刻，其文化批判理论从本质上来看，仍是一种停留在形而上学层面的哲学批判，并没有拓展至社会学的层面。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边缘人物，本雅明的现代性批判则展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样态。
他的现代性批判思想深处有一个不可动摇的精神依托，即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精神。
他的现代性批判从根本上说，是源自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启迪，因此，他的现代性批判蕴含着浓厚的辩证意象。
当谈到本雅明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人们常常会毫不犹豫地提及他与同时代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左翼作家布莱希特的友谊，以及与俄国女共产党员拉西斯的恋情。
毫无疑问，这两个人的确拉近了他与马克思主义的距离，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真正促使本雅明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是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
他在1929年出版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指出，人的思维方式不是绝对地由意识形态左右，而是最终由人所处的社会状况决定的。
本雅明对这一观点深表赞同，由此转向了唯物史观。
本雅明认为，唯物史观的出现彻底突破了将历史视为传承的传统历史观。
它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从现实的社会生活出发解读历史，开启了基于当下建构历史的全新视野。
本雅明指出，与历史主义注重展现过去的永恒画面不同，历史唯物主义凸显的是一种打破历史连续性的现在意识。
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将历史看成是基于特定时代、特定生活去建构的对象。
本雅明指出，机械的理解唯物史观，即将基本的经济生产活动视为理解社会历史现象的唯一因素，就会抹杀理论本身的生命力。
他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等诸多著作中都沿用了唯物史观，甚至使用了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却从未将其简单地理解为这些概念和命题本身，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方法论，并创造性地将这种方法论运用到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
他指出，马克思从未就如何具体看待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做过详尽的论述，他只是强调了一系列类似于传动的中介，它们在物质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之间发挥着作用。
而且，本雅明还指出，不同时代的“传动中介”
也是不同的，所以研究时代的具体状况才是问题的关键。
但经典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常常忽略这一点，只满足于类比，从而脱离了对具体现实的切入。
本雅明认为，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一切都是历史的。
即便技术，也不是纯自然科学性的，因为人类对自然的提问总是受到他们生产水平的制约，实证主义却忽略了这一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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