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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分工又是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分工和所有制是“同义语”
，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就是所有制的不同形式，“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
[19]。
显然，分工具有生产关系的属性。
分工的二重性，使之成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中介。
分工状况以生产工具的性质为前提，本身就体现着生产的技术构成形式，同时又形成了特定的经济活动方式。
特定的分工体现着特定的生产技术构成，同时又形成着特定的经济活动方式或经济组织形式，而经济活动方式的改变必然引起所有制形式的改变，直至所有制根本性质的变革。
例如，资本主义所有制在根本性质未变的前提下，就先后经历了个体所有制、联合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几种形式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在一定程度和一定时期内适应由特定的分工所形成的经济活动方式的要求，并通过生产、分配等环节实现出来。
离开了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以及由特定的分工所形成的经济活动方式，就无法理解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的变化。
由此，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相互作用的链条：生产力（生产工具）?生产的技术形式?分工与经济活动方式?所有制关系?生产关系。
这一链条展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
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以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就是通过分工这个中介实现的。
这种通过分工而实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特点。
在现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特征就是，在世界性发展的背景下以具有民族性特点的方式表现出来。
历史越往前追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就越突出。
在古代，由于交通不便和信息传递的困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一般都是在民族的狭隘地域内“单另进行”
的，其显著特点是，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形成在各个民族那里都必须“从头开始”
。
正如马克思所说：“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另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
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域都是独立进行的。”
[20]
在民族之间的交往有了一定发展的条件下，原来“单另进行”
的各民族的生产方式之间便会产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
例如，日耳曼民族征服罗马帝国之后，被征服民族的较高生产力与征服者原来的生产关系产生交互作用，结果使日耳曼民族越过奴隶制而直接建立了封建制。
“封建制度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
它起源于征服者在进行征服时军队的战时组织，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在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
[21]这里，已经显露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
的萌芽。
随着“世界市场”
、“生产的国际关系”
的形成，“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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