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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速和改革的条件下对哲学研究的发展进行构想，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但是，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可能实现哲学的重大变革。
当然，如果不了解我们当前所处的位置，不了解以往造成的失误，我们也就不可能制订这种计划。
如果提到过去的话，那么我近来特别感兴趣的是1947年这个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年。
这一年《哲学问题》杂志创刊，它的第1期发表了讨论Г.Ф.亚历山大洛夫所著《西欧哲学史》一书的材料。
1947年的讨论对活跃战后时期苏联哲学思想起过重要作用。
在讨论中，不仅亚历山大洛夫书中的客观主义和其他错误受到了批评，而且从总体上暴露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所面临的迫切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引起了整个哲学界的注意。
同时，有意义的不是对那些具体的东西本身恰好说了什么（虽然这也有意义，因为各个参加者论证的性质是很不一样的），而主要是那些在讨论中得以形成、巩固，而后对国内哲学研究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观点和有价值的方针。
对苏联战后时期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进行客观、深刻和全面的分析是必要的，只有这种分析才能说明我们哲学远离生活需要的原因和它同实践联系的性质。
实践本身具有两重性：它既包括进步的因素，又包括保守、停滞的因素。
领导者的“吹毛求疵”
作风，使伴随着生活的保守停滞过程的哲学思维巩固起来，使哲学和整个社会科学中以权威自居和教条主义的思维作风得以确定和推广。
同时，吹毛求疵还常常伴随着要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号召。
而在我们的哲学科学中，的确始终有人不顾这种吹毛求疵而不能不创造性地思考，尽管是在严格限制的范围之内。
总之，与实践的二重性相适应，在哲学中也有两种倾向：不仅有以权威自居的教条主义倾向，而且也有创造性地探索的倾向（例如在认识论和当代全球性问题等方面）。
但是其中占主导地位的通常是第一种倾向，虽然在个别时期第二种倾向也能占上风。
教条主义占优势导致在哲学内部形成问题的惰性综合征，这些问题具有基本的性质，长期得不到解决，并且相当尖锐。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范畴曾被教条化；在解决从哲学上综合和概括世界（自然和社会）图景的任务时，哲学家们缺乏积极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被毫无根据地肢解为“两种唯物主义”
；对人的哲学问题的研究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这个问题在哲学知识结构中的地位本身是不明确的。
当然，所有这些只是初步的看法，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
在认识我们哲学的过去和现在时，我们应当运用真正科学的标准和方法。
不仅对人，而且对待哲学史，对待国家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应当采用贴标签的方法。
个别的事实和事例什么也证明不了，所以分析实质上是非常复杂的事情。
例如，我们的无神论者在批评Ч.艾伊特马托夫的《断头台》或其他作品时，自己甚至都没有提出这样的哲学问题：既然存在寻神论，那么它的社会根源何在？既然在一部分居民中存在着宗教信仰增强的现象，那么这是怎么来的？它的社会和政治根源是什么？要知道，正是这些问题对于采取实际措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大家饶有兴趣地注视着多层委任制的试验选举。
可是恰恰是从事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研究的社会哲学家应当给自己提出这样的战略性问题：我国的选举制度和政治组织发展的远景怎样？而这个远景同发展中的人、同他的本质特征、同处在文化与文明现阶段的人所获得的新尺度应当是什么关系？
这类问题有待我们去探讨。
由于政治关系和政治结构领域的改革，这是向哲学家提出的一种社会要求，也是对科学共产主义者的要求。
我在这种场合谈到“哲学家”
，并不是要把科学共产主义方面的专家同哲学家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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