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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一如其他任何科学研究，需要分析和概括经验事实、生活现象和事件。
它要严格遵守研究工作的逻辑—方法论原则、概念和科学理论等。
因为哲学研究的特点恰恰在于，它首先要求人们有引进和评价概念、运用概念、进行理论研究等的深厚的专业本领。
如此就必须具备高度的逻辑—方法论修养，遗憾的是，很大一部分哲学家没有这种修养。
其表现是，在哲学研究过程中，人们通常并不遵守运用概念和构筑理论的那些起码的逻辑—方法论要求。
逻辑—方法论水平太低，这一点在哲学讨论中表现得也很明显。
近来常听人说，这些讨论往往带有烦琐性质。
为什么呢？这和什么有关？我看，这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由于参加讨论的人的逻辑—方法论修养水平太低造成的。
我可举出很多例子来证明，在哲学讨论过程中往往很难分清所讨论的问题的内容方面和术语方面。
在评价某一概念时，往往只局限于分析该概念本身，而不考虑引进和运用该概念的那个概念体系。
须知，这样做我们甚至无法确定就该概念进行争论的各方分歧的性质——是纯术语性质的分歧还是内容上的分歧。
所有这些都会导致哲学讨论（即使讨论展开了，也往往会归结为就某些词语进行争论）成为纯经院式的、脱离生活和实践要求的讨论。
第二，哲学家们与生活和与实践的实际要求的联系，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提出和试图解决的问题的性质。
我想用下面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研究辩证法理论的哲学家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在争论，什么是发展和变化，什么是质和量以及它们之间有何联系，等等。
但他们通常根本不去分析能使这些东西得到充分描绘的那些认识活动的手段、方法和形式。
然而，这样做，这样选择使哲学家们感兴趣的问题是不可能克服唯物辩证法理论研究脱离生活的缺点的，因为在现实的科学研究实践中，学者们感兴趣的主要还不是何为发展（联系、质等）这个问题，而是如何研究这些东西，借助于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才能使之得到充分的描绘。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点。
为使哲学研究面向实践，面向现实生活的需要，就要弄清激发哲学家在这方面下工夫的社会机制。
哲学之所以脱离生活，主要是由于这种机制没能发挥作用。
如果谈到国家的哲学机构，那么它们所干的多半是为了窒息创造性的主动精神和提出尖锐问题的愿望。
在社会组织范围内也没有理顺上述社会机制。
当然，早在1972年就成立了苏联哲学协会，从原则上讲，它本应千方百计地发挥哲学家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督促他们提出和解决重大的实际问题。
但是哲学协会却无法完成这项任务。
应当说，它连这样做的可能性都很小。
因为它没有出版权，也没有自己的哲学杂志……
苏联哲学协会六次会议（1987年1月）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我们希望哲学协会真正能够使哲学面向生活，面向实践的需要。
（吴铮译）
C.T.卡尔塔赫强（莫斯科大学哲学博士、教授）：只有在列宁主义思维的基础上才能发展新思维
从个人迷信时期开始，以革命方式结束严重偏离列宁主义道路的现象，已成必然之势。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这一运动奠定了基础，然而这次大会却未能克服保守势力的影响，以致这种势力助长了首先是经济领域里的阻塞机制的形成和消极现象的发展。
产生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官僚制度得以发展和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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