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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卡尔·波普尔关于马克思所写的东西相反，这种历史观不包含对未来社会的预言，却包含从同样地实际存在于现实之中的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现代社会的批判。
波普尔指责马克思那里缺少可以成为未来社会基础的社会技术手段，如经济和政治的技术手段。
这时，波普尔忽略了一点，即马克思历史观的基础是另一种类型的技术手段，这不是经济和政治的技术手段，而是文化的技术手段，它诉诸“共同劳动”
的实践和文化创造活动。
这也是社会技术手段，但不是实用主义地思考的社会工程师们所使用的那种技术手段。
马克思的批判理论提出的不是某种新的、与任何东西都不相像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理论（这里被称为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东西，始终令人费解）。
在这方面，没有必要把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与法制国家和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理论相提并论。
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给出的是对经济学和政治学自身的批判，包括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式和作为历史生活基本条件的解释理论（我们哪怕是回想一下《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在自己的批判中，不是为资本主义自身寻找对立物（现在的，而不是未来的对立物），而是为整个文明寻找对立物，这个文明只有在资本主义阶段才达到了自己发展的最繁荣阶段。
马克思从来也没有否定过历史上“资本的文明化的伟大作用”
。
假如我们想把人类历史只局限在文明史，那么再也想象不到任何比资本主义更好的东西了。
不过，在文明的历史之外，还有文化的历史。
由于马克思曾试图解释的那些原因，这两种历史相互“契合”
得至今都不是很好，处在相互排斥的状态里。
在资本主义阶段，文明和文化之间的这种对立和冲突比以前各阶段更明显了。
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成了马克思批判的主要对象。
这个冲突的原因何在？
马克思认为，整个文明的历史逐渐地、毫不动摇地肯定人们的社会分化的原则，并且在人们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和领域贯彻这一原则，如劳动分工、财产分化、权力分化、意识分化等。
文明的历史是分散的或单独的个体（单个的私有者或单独的劳动者）战胜人们之间所有形式的原始和直接的集体性，在这种集体性里，部分还没有从整体中分离出来，相互融合在某种同质的、自身内部还无法区分开的共性之中。
但是，部分根本不是个体的同义词。
在部分的（分散的）需求的社会里，个体与其说是部分的实际特点，不如说是部分的法律（和美学）的外表。
部分之所以是部分，就是因为它们能够由于不依赖于自己的原因而保留在整体之中，比如，位于它们之外并凌驾于它们之上的国家力量，或者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机制，直到金钱或资本的统治。
人们自身的力量和关系在文明的另一极上的集中成了人们分化为分散个体的补偿，这些力量和关系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普遍性，但是却与人分离，与人格格不入了。
整个文明都是在个别与普遍的对立中运动的，其中每一方都是在与另一方相分离的情况下而转向纯粹的抽象。
文明把作为部分或抽象个体的人们联合起来，用与他们的个性、个体性没有任何共性的枷锁把他们束缚在一起。
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枷锁与文化对立，文化的原则是个体的创造，自由的和不可重复的个性（“自由个体”
）的存在，这个个性准备与其他人进行全方位的交往。
人成为个体不是以与部分等同的身份，而是以与整体等同的身份，这个身份只有在人类文化全部财富中才能呈现出来。
在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术语中，文明（及其关于人们之间的社会分化和他们的个别存在的原则）与文化（人们在他们之间的、个体的交往基础上的联合）之间的区别被确定为作为文明发展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和作为这个发展的文化对立面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这个文化对立面已经深入到无限的历史之中。
只要替换术语，就可以在令人腻烦的术语背后看见非常实际的问题，在今天也是非常迫切的问题。
按照拉伊莫·阿伦（РаймонАрон）的说法，马克思对“希望通过一种私有制形式简单地替代另外一种私有制形式来实现完整的人的理想的现代社会进行了批判，在这个批判中同时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伟大和模糊性”
[7]。
这种模糊性的原因何在？在阿伦看来，在于就自己的本质而言是社会学的（也就是科学的）理论变成了哲学（仍然是乌托邦的一个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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