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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在他们的全部著作中都坚持这种立场。
例如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断言：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
[20]。
在对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的这种绝对否定中，不能不指出恩格斯对哲学发展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辩证的思维方法的承认。
由上述引文可以看出，这一思维方法在恩格斯那里不局限于哲学，也就是说，不是被看作专门的哲学方法，而是普遍的科学研究方法，所有的学者，尤其是自然科学家，都应该掌握。
因此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坚持强调：“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本身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的废物——除了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以外——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
[21]
由此可见，对哲学的否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对哲学的全面否定，获得了积极的意义。
对最杰出的哲学成果——辩证思维方法的承认，就是证明。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联系黑格尔及其追随者的哲学谈论辩证法的，谈论的方式是费尔巴哈式的，也即实际上是否定性的。
他们对黑格尔体系以及费尔巴哈对他的批评所作的评价，可以证明这一点。
他们说：“然而，到底是谁揭露了‘体系’的秘密呢？是费尔巴哈。
是谁摧毁了概念的辩证法即仅仅为哲学家们所熟悉的诸神的战争呢？是费尔巴哈。”
[22]如果考虑到费尔巴哈并没有接受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把辩证法解释为唯心主义的、使现实神秘化的方法，那么对费尔巴哈辩证法批评所作的如此高的评价，有力地证明，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没有提出对辩证法加以唯物主义改造的问题，他们对哲学的否定在那些年甚至是对辩证法的否定。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根本没有讨论过辩证法问题。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通过揭示其唯心主义性质批评蒲鲁东的从黑格尔哲学接受来的辩证法，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也强调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方面。
例如他指出，否定是发展过程的必要环节。
在反对蒲鲁东对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对立关系的非辩证理解时，马克思公正地指出：“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
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
[23]但是在《哲学的贫困》中还缺少就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方法的态度总体上的原则性的描述，尽管马克思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批判无疑包含对许多问题的辩证提法。
[24]这种原则性的描述我们只是在二十多年以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才见到。
在这里马克思反对当时德国时髦的对黑格尔哲学的鄙视，声明自己是“这个伟大思想家的学生”
，并因此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含义和意义作了简要的说明。
他说：“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
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
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
[25]对黑格尔辩证唯心主义的这一评价与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关于这一哲学所写的全部的话的区别，是何等的令人惊奇啊！
马克思提出了使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去神秘化的问题，提出了对它加以唯物主义改造的问题。
这样提出问题必然要吸引一些人在自己之后转向作为一般世界观的唯物主义哲学，这种世界观没有被归结为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
在解决马克思提出的问题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唯物主义的新历史形式说道：“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
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
[26]这样，承认新的、辩证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必要性并没有撤销以往对哲学的否定，但是对哲学生存权的本质上是全盘的虚无主义的否定，被具体的、历史地论证过的任务取代了。
这一任务就是：结束哲学与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科学的对立，取消作为科学的哲学，也即取消神秘的企图凌驾于具体科学之上的科学。
这已经不是对哲学的整个否定，而是否定哲学这个词的旧的意义上的哲学，也即否定其每一个体系都想要把无限包括在内、建构完整的掌握了一切存在的世界图景的传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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