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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Ф.阿斯穆斯、И.С.纳尔斯基、В.С.什维廖夫、В.С.斯焦宾以及许多其他研究者很好地指出了罗素、维特根斯坦、塔尔斯基、卡尔纳普、赖欣巴赫、卢卡谢维奇等这样一些新实证主义者在数理逻辑发展中的杰出作用。
仅仅是他们列举这些名字就雄辩地说明，新实证主义与数理逻辑的发展的联系绝非偶然。
因此，比如说，当苏联的新实证主义研究者们对新实证主义特有的把那些不能被归结为直接感性材料的理论概念加以操作主义地解释的做法加以批评时，他们同时指出，一些科学理论概念真的具有操作的性质，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在抽象的理论结构和概念问题上否定反映论原则的根据。
苏联的研究者们对新实证主义约定论的评价也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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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出我国对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这些正面特点时，我不能不同时提到这些研究所具有的一个无疑是很重要的问题，即在这些研究中新实证主义者的社会政治立场通常都被忽略有时甚至是被歪曲了。
人们在教师那里至多形成这样的印象：新实证主义者们埋头于对现代自然科学和符号逻辑的最为复杂的问题的研究，在政治上是消极的，就是说通常并不谈论自己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态度。
不久前公布的Д.А.米罗诺夫和А.В.别尔采夫的研究成果《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与工人运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90）彻底消除了这种不正确的观念。
该书的两位作者令人信服地指出：著名的维也纳小组的许多起主导作用的代表人物是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而1918年德国革命的积极参加者O.诺伊拉特实质上是共产主义者。
比如说，对诺伊拉特的社会政治信念而言，下面的论断是具有代表性的：“卡贝和傅立叶的乌托邦主义应该作为不科学的乌托邦主义而被抛弃，因为它没有充分考虑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
马克思主义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它清除了不科学的乌托邦主义，然而是用不关心描绘未来的科学的历史主义取代了它。
但是，即使是在今天我们也需要对生活与经济的社会主义结构有充分科学依据的研究，需要由批评加以控制与制约的有历史依据的乌托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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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不论怎么看，我们都没有必要对上面所引的话作深入的考察。
只要指出下面这一点就够了：它的作者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徒，他在革命时期和革命以后时期的实际政治活动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重要的是要强调，诺伊拉特在新实证主义者中并不是唯一的特例。
赖欣巴赫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是“社会主义大学生党”
的组织者和主席。
В.克拉夫特，“维也纳小组”
的历史学家，声称它的成员之间在辩论时不讨论政治问题。
但在这里他又说：“整个维也纳小组的思想趋向，在政治上自然是不妥当的，或者是只有那些具有‘左’倾信念的人才能正确地或者完全地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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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表明，新实证主义在社会政治观点上是不统一的。
它的一些赞成者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家，另外一些人则相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者，是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
。
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把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哲学这一概念运用于新实证主义的时候，应当考虑到这一流派内在固有的社会政治方面的分歧。
下面我们将考察另外一个虽然与新实证主义根本不同但与它同样有影响力的流派——存在主义。
在很长一段时期，存在主义学说被他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者明显地曲解了，这些批评者甚至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存在主义者中间有些哲学家不仅具有不同的，而且是相互排斥的社会政治观点（只要对萨特和海德格尔加以比较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作为开始，我们引证一个现在大概已经被遗忘了的历史片段。
当1946年萨特发表他的小册子《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时，法国马克思主义者A.穆仁对他表示反对，在1947年出版了一本书《存在主义的神圣家族》。
该书论证说：存在主义不是人道主义。
这一观点，如果不是被全部，也是被大多数苏联哲学家所接受。
对于社会进步，特别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凯旋式的解释受到的存在主义批判，存在主义的具有悲观色彩的人类学，所有这些在我们这里都被说成是贬低人的价值的反人道主义。
存在主义者赋予诸如“存在”
、“荒谬”
、“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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