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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革命看作是对抗社会的合乎规律的发展阶段，这时生产力的进步受到过时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束缚。
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普遍的社会学结论有现实的历史经验作为自己的依据：就自己的本质而言是反封建的17～19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
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就是在封建社会里产生和发展的。
如果说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是一系列革命的结果，那么向原则上新的、排除对抗的生产关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过渡，如果没有暴力革命，那么原则上就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路就是如此，这个思路的依据是对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的详细研究。
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使暴力革命观念的来源成为可以理解的。
马克思主义形成的过程是在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前完成的。
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共产党宣言》，它就是在法国和德国的革命爆发之前写成的。
在《共产党宣言》中直接提到的革命形势在这部作品里无疑留下了自己的痕迹，特别影响到其中所表述的对革命问题的理解。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他们所制订的阶级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出发，将这个理论应用于工人运动。
他们以如下的方式确定了工人运动的前景：“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多少隐蔽的国内战争，以及这个战争转变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的过程。”
[137]
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反对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看作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结束阶段。
在这部《共产党宣言》中，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地位被确定为是“争得民主（завоеваниедемократии）”
[138]。
对这个论断需要给予特殊的注意和专门的分析。
把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描绘成民主的征服，这个概括直接表明，反对资本主义的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缺乏民主直接相关，或者至少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机制非常不充分的发展直接相关。
确实，在这个时代，不但是1848年革命前夕，而且在其后，在欧洲国家里（甚至包括其中最发达的国家）都没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同样没有建立工会的自由，没有罢工、游行的权力，没有出版自由等。
自然产生一个问题：反对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的必要性的论题是否与对这个实际状况确认有关呢？
还要充分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17～18世纪，甚至19世纪上半叶的资产阶级革命只是民主改革的开始，这些改革在很晚才结束，主要是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世纪，而且只是在那些最发达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
在1848年革命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坚信，他们不止一次地强调过其资产阶级特征的民主改革的完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原则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改革的完成将动摇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如果再考虑到下面的情况，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资本主义体制看作是实质上已经穷尽了自己的历史必然性的体制，那么就明白了，为什么他们把“民主的征服”
与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联系在一起。
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近的和比较遥远的未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犯了错误。
这个错误不但是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特点，而且也是其后来全部发展的特征。
对作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历史过程的强大推动力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意义没有给予充分评价就与这个主要错误有关。
如果资本主义的崩溃是不远的将来的事情，那么无产阶级在这个制度内为民主而斗争的前景也将随之消失。
19世纪五六十年代末，马克思和恩格斯部分地重新考察了他们在对1848年革命经验进行理论理解的基础上作出的那些结论。
比如说，他们放弃了不断革命的观念，承认整整一个历史时代把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隔离开来。
克服反资本主义革命马上到来的幻想使他们能够更清醒地评价无产阶级为改善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生活条件而进行的日常斗争。
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这不但是经济斗争，而且也是政治斗争，即为结束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而进行的斗争。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看来是不可能的普选权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变成了事实，如在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
工会运动在这些国家也获得合法化了，尽管有来自企业主资本家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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