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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正统观念”
的捍卫者今天面对西方革命进程的发展，仍然宣布在所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时都不可避免地需要武装的暴力革命这种完全偏离和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就会更加使人感到诧异。
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无论如何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的；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这也明显是荒谬的，因为这样的武装起义显然是注定要失败的，不仅因为有关国家缺少相应的社会力量，而且也要考虑到外部条件，即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外部的干涉。
从另一方面来看，一切证据都表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一个新的、特殊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获胜的可能性，在历史上第一次在一系列西欧国家表现为某种现实的东西。
反对这个观点的人提出了两个论据，第一，研究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义务仿效已为历史验证了的，因而有普遍意义的苏联革命模式；第二，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切企图，由于内部和外部反革命的不可避免的干涉，是注定要失败的。
第一个论据在理论上是毫无道理的，但并不因此而变得无害和没有危险，因为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总有一些有影响的搞宗派的教条主义集团借助于这个论据，把每一个持不同意见者冠之以“修正主义”
的可怕字眼。
这种虚伪论调之所以缺乏理论根据，首先是因为它同有关的马克思主义论断是矛盾的。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某个模式是绝对有效和有约束力的论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即使它在历史上是很有价值的模式。
马克思主义的功绩恰恰在于指出了，这些问题都是由于各自历史条件的作用而获得解决的——解决的方法必然是不一样的。
以往革命的经验，即使是最伟大的、从其历史后果看是最有意义的革命的经验，当新的革命的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时，也不会是绝对有约束力的。
十月革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它符合1917年沙皇俄国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并且这些条件是以特定的方式交织在一起的。
众所周知，列宁当时还想到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另一个模式，并急切地探寻实现这种模式的可能性，这就是在政治多元化的基础上（无论如何要依靠“左派”
）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模式。
当我们今天还听到有人奇特地发出“正统”
的声明，要求我们在所有国家忠实地仿效十月革命的模式，而同时又听到有人反复论述马克思主义关于不可能只有唯一一种脱离社会发展条件到处适用的革命模式的经典论点，那么这只能证明，在“伟大的”
政治中有时也有“渺小的”
政治出来讲话。
不管怎样，人们可以坦然地把用来吓唬根据情况而提出和平革命口号的革命运动的“修正主义”
幽灵，送到寓言的王国中去。
至于说到原则问题，这种指责全无道理。
但是，这里并未回答判断具体条件的问题。
那些用第二点理由反对关于存在着和平革命可能性观点的人正好抓住这一问题。
他们说，众所周知，没有一个统治阶级会自愿放弃他们的政权，因此，任何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尝试都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占有者阶级的反抗，如果他们感到真正受到威胁，就会在国内和国外采取反革命行动，这就会迫使革命的拥护者进行保卫革命的武装斗争。
因此，反对存在和平革命可能性观点的人就得出结论：无论如何，社会主义革命最终要采取武装革命的形式。
现在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关于反革命的论点，它是革命理论的特殊的对立面，从某种意义来说，它是革命理论的组成部分。
革命理论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而且也在非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很受重视，但反革命的问题却很少成为研究的对象。
无疑，这是感情的因素在起作用——对反革命行为的厌恶，但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把问题简单化了，这种简单化特别表现为，人们把反革命同军队反动分子的叛乱或者同外国反动力量的武装干涉等同起来。
可是，事情要复杂得多，需要对它进行深入的分析，特别是在革命浪潮高涨的时期：出现了这种或那种形式的革命前景，反革命的危险也在增长。
肩负着领导革命进程任务的社会运动，也必然完全认识到成为一种危险的反革命进程及其在具体条件下的特点。
在当前历史情况下，特别是在西欧国家，这不仅涉及普遍熟悉的、从理论的角度看比较简单的武装的反革命形式，而且也包括迄今为止的文献未加讨论的和平的反革命形式。
这个问题与我们的讨论有关，使我们尤感兴趣；在我们分析它之前，必须回答那些人提出的论点，他们依据在社会制度发生社会主义变革的情况下反革命势力会不可避免地行动起来的论断，否认在目前的世界社会政治形势下，存在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也即否定存在着不对统治阶级使用暴力的革命的可能性。
他们说，没有一个统治阶级会自愿放弃他们的政权。
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以历史经验为根据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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