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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向群众党发展的过程中被涌进来的新分子所“吞噬”
，这些人随着时间的流逝非常自然地构成党的群众基础，并且占据了党内要津。
事实上，他们所热衷的是同党正式信仰的意识形态全然不同的另一种意识形态，是符合他们自己观点的意识形态。
老干部被剔除了，完全正确地说，这并不是作为惩罚，而是没有相应的社会基础就要建设一种新社会制度这种不理智的尝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也是企图以纯粹的意志表现来代替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这是马克思从墓中对那些不忠实于他的思想的人进行的独特的报复。
从以上的论述中自然而然地可以看到，新的群众党脱离了，也必然脱离运动的旧的意识形态。
这个问题是我们所考察的第三个问题，即“党同意识形态”
的关系问题。
如果一个运动具有为传统所神圣化了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这种意识形态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不会被正式抛弃，因为这样做将意味着失掉“肃穆的气氛”
，从而失掉过去几代人的光荣传统使党拥有的感召力；每当遇到庄严的场合，可以用这些前辈的名义讲话，以他们为事业作出的流血牺牲为自己的后盾。
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现在已经不再符合党的新的性质了——尤其是那些关于国际主义的和一切劳动者兄弟般团结的口号，这些口号实际上已被有时甚至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所取代（鉴于这一发展情况，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缺少足够的前提就轻率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向人们提出的警告，今天听起来真是太有预见性了）。
这样一来，旧的意识形态就变成一尊节日里供人朝拜的偶像，而这种意识形态的词句内容则成了与实践相背离的礼拜仪式。
相反，在工作日则是新政党的同前一种意识形态相矛盾的另外一种意识形态在起作用。
这当然要导致混乱，导致一种社会的精神分裂症，这种病症的悲喜剧式的表现就是呼吁恢复原来的党的传统（这些传统被新党以一定的方式延续着），同时又把这些传统看成——往往全然公开和不加掩饰地——在伦理上是“异己”
的而加以拒绝，比方说，如果犹太血统的同志在这些传统的形成和实现的过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情况就是如此。
意识形态的转变（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是这方面特别明显的例子，但决不是唯一的例子）是一种试图争取社会的支持并不惜一切代价制造“民族统一”
气氛的绝望的谋略。
然而，在这种有意识的行动的外表下，隐藏着更为深刻的东西——在心理上准备以类似的方式行动。
放弃意识形态伪装的心理准备，从上面所描述的过程的背景来看是可以理解的。
反之，如果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政治谋略，目的在于通过这条途径赢得社会支持和达到“民族统一”
，而以放弃本身的意识形态原则为代价，那么，这便是全盘失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政治力量（且不说它们是否有可能在形式上组成为独立的政党），它们在宣告相类似的观点和倾向时能够以一种可信的传统为依据，而新的政党仅就它是从老党脱胎出来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尽管只是作为礼拜仪式——延续了老党的意识形态这一点而言，却不能具有这类可信性。
归根到底这种谋略只是有利于“竞争”
，虽然这种竞争眼下还潜伏着，有时却可能是灾难性的。
这种社会精神分裂症同事实上背离正式的意识形态相联系，正式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受到高度的赞扬（尽管仅仅被视为“礼拜仪式”
），而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它却被否定了。
不能把这种病症孤立地当作党的内部事务来看待，它正日益强烈地影响着社会成员的态度，并且成为决定社会成员的社会性（指他们在社会上所采取的立场的总和，从而也包括他们的近乎本能的行动意愿）的各种综合理想中的一个因素。
于是我们进入了我们所考察的第四个问题，即“党同社会成员的社会性”
之间的关系问题。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
在广义上不仅表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而且也表示它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等）。
由于革命而产生的基础的变革，决不会自动地引起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
上层建筑的变化是个必须有意识地加以引导的革命过程，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
社会主义新人是革命的最重要的成果，也是革命的基础，因为我们应该看到，社会主义的人，包括他的品质、他的态度和知识，构成基础的一部分，是基础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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