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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消极方面究竟应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还是应归咎于这个理论在实践中的错误运用呢？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来说，当要求他在这两种抉择之间进行选择时，他不应该有任何犹豫。
重要的是，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允许我们去揭示在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我们所熟知的实践时所犯的错误。
我们的总的结论可以归纳如下：在这种把理论错误地运用于实践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革命的异化。
这一论断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想分析一下我们自己认为是特别重要的几个方面。
二、社会主义与个性自由
在对目前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分析和批判的过程中，公民自由和人权的问题已成为中心问题。
这不是毫无理由的。
从人类生活的观点看，这里涉及的无疑是人的最基本的要求之一。
假若一个人被剥夺了历史形成的那种形式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是符合他在这方面的需要和要求的，那么，他就必然感到不幸，而就会力图改变现状。
“自由”
作为法国革命的首要口号决非偶然。
要求自己赋予这些口号以具体的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其理论中决没有把“自由”
的口号从议事日程中勾掉，相反，它在某种意义上同这个口号是一致的。
毫无疑问，在马克思的观念中社会主义就是人道主义的方向，而且是从这样的含义上讲的，即在他看来人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
正因为如此，人的自由在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中都是共产主义的标志。
在这里，共产主义被理解为建立在生产者的自由联合基础上的社会制度。
那么，实际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在考虑这些问题时坚持如下方法：我们试图将现存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同马克思的模式进行比较，如果二者不一致，则寻找其原因。
与此同时，我们关心的不是那些偶然现象，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定的结构所产生的必然后果，而通过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变革，这些后果也许是可以避免的。
在公民自由方面，这种不一致是显而易见的。
这里问题不在于这种不一致一直为社会主义的敌人所利用，而在于事实上存在这种不一致，这才使批判运动成为可能。
这方面的情况对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来说至少是难堪的，可是我们除了弄清实际情况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假如人们还具有健康的理智，假如人们不是患有“真诚的信徒”
式的精神分裂症并且不想充当有意的谎言散布者（大都出于玩世不恭的动机），那么，就必须承认，这方面的情况是糟糕的。
我这里指的不仅是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向世界公众舆论所描绘的那种令人胆战心惊的恐怖状况，而且也包括那些或许不十分令人震惊但却压抑着整个社会的司空见惯的现象：从自由选举社会代表、组成政党以及无拘束地发表政治见解的意义上讲，缺乏基本的政治权利；缺少新闻和出版自由；限制科学和艺术的发表自由；百般刁难甚至不许可出国旅行，在某些情况下，就连在自己国内迁徙也不可能；限制宗教信仰自由等。
同战胜资本主义相联系，社会主义在其他领域中在自由方面所取得的不容否认的成就（如教育与文化的广阔途径）并不能改变以上列举的消极现象依然存在的事实。
玩弄辞藻是不能消除这些消极现象的，同样，简单地否认它们也不解决任何问题。
那么，产生这些不良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据马克思的模式，情况应当正相反：社会主义民主应当使人的个性以及人的个性自由获得空前的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不应当摒弃资产阶级民主的成就，而应当将它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那么，是哪些社会原因造成了这些在马克思的模式中没有预计到的对公民自由的限制，甚至取消这种自由呢？当然，我们这里指的不是像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的对于“绝对”
自由的纯属空想的要求。
我们指的是对在社会发展现阶段已有可能实现，因而被人们感到是一种需要的那种形式的自由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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