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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中,对个人自由的一定限制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在各个社会形态中个人自由的形式不同——并且在社会主义环境下情况也同样如此,那么,我们感兴趣的就是在目前社会主义社会中“过多”
限制个人自由的原因。
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呢?为什么这种情况——尽管近期以来在这方面已出现某些积极的变化——依然存在?
在这一问题上,就未来的远景得出结论比围绕清算过去而进行争论要有意义得多。
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使公民权利方面的这些后果成为必然现象的具体条件是什么?这个问题对所有那些想制订未来的远景,同时想尽力避免自己的社会无法接受的种种消极现象的后果的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马克思在1847年以最一般的形式回答了这一问题,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了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
而今天人们极不乐意重新回想这些条件,而且几乎不再引用它们。
但马克思却非常明确地阐述了这些条件,它们是:第一,相当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人民群众的普遍富裕;第二,有一个强大的和相当发展的工人阶级作为改革社会制度的支柱;第三,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蔓延(即“在全世界范围内”
,在马克思看来,这意味着当时高度发达的国家集团),它将阻止来自外部的民族主义浪潮湮灭社会主义。
马克思对所有事关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的问题都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
在他看来,社会主义革命决不是革命的唯意志的行动,他一再警告说,在缺乏这些条件的情况下,“旧事物”
便会变换形式卷土重来。
缺乏个性自由,限制个人的基本权利(如果不是干脆取消这些权利)——所有这一切无疑是那些卷土重来的散发着臭气的旧事物的一部分。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对这个问题可以非常一般地回答说:这是因为,无视马克思的警告而建立的,也就是说,在他所阐述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当时尚未具备的情况下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上还过于脆弱,因而不能实现民主。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应当或多或少具有民主性质,这是不能随心所欲地决定的。
统治阶级只有当在民主机制的基础上进行的政治改革不危及社会政治制度本身时,才会实行民主。
一旦出现这种危险,民主将往往部分地受到限制,在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全部被取消。
我们从资本主义国家的极权主义政权在面对这种生死存亡的危机时所提供的例子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在希特勒的德国、在佛朗哥的西班牙和在皮诺切特的智利等。
这些国家之间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所有这些国家的实质都是一样的。
不言而喻,在社会主义社会范围内,涉及的是另一种性质的阶级利益,但是其政治制度的选择也是由相同的规律决定的。
只有当新的国家政权依靠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支持,强大到足以使自由和与其相联系的批评不危及社会制度的存在时(即使这种自由会使国家政权的作用方式大大发生变化),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行民主(即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仅仅流于宣言和空话)。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革命的胜利将实现以上列举的条件时,他们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因此,不应当把当前的条件,包括其不可避免地蜕变了的社会政治制度,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
为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的利益,不应当这样做。
马克思所要求的条件同现有条件之间存在差别,是因为社会主义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的。
它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变革并未伴随以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相对来说谈不上人数众多,而且同其他阶级和社会阶层相比是弱小的;革命并没有同时“在全世界范围内”
进行,因此,始终受到资本主义世界威胁的社会主义不得不把国家扩建成为对人身行使强制手段的机关——对内对外都是如此。
这里,我不想详细论述这些问题的各个细节,也不想进一步探讨其他一些消极因素,比如人民群众就其总的社会特征来说对于完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是没有准备的这样一个事实。
这样的准备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漫长的发展,它的基础日益国际化和人民群众要求的结果。
此外,还应看到违背马克思主义指示的革命“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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