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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的观念的迷信中以及在一般的“标准”
马克思主义的迷信中，这种趋势表现得最为明显）。
这种历史观可以准确地形象化为一个不可靠的列车时刻表：它预先规定好了列车要到达哪些车站，只不过列车到达的时刻不能预先一股脑地给定。
然而，马克思所说的一种进步的（在给定的条件下）社会变革（或一种历史性的“优越”
的社会的形成）的历史必然性不是指它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而是指这样一个事实：为了真正解决给定的历史形态的内在危机，为了超越它的基本社会矛盾，只能对现存的社会关系进行一种确定的彻底的变革和替换，这种变革的实践可能性由所取得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水平保障，符合特定的较大社会群体（即阶级）的利益。
“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dieArtundWeiseihresVerkehers）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
[166]这种“解决”
是否实际发生并不由这些客观矛盾、社会利益的冲突和这种危机本身的存在所确保。
任何历史危机都不会仅有一条解决出路；危机的实际解决总是众多具体历史选择中的一个。
这些可能性中的哪一个获得实现依赖于人，依赖于人的行动，依赖于阶级的革命实践；在基本的经济规定性以外，这些社会活动受到多种具体的历史因素的影响（其中某些因素——就与危机本身有关的基本结构特性而言——可能使完全偶然的）。
如果作为各种具体环境的结果，没有一种主观力量承担“历史地解决”
这种危机的革命实践任务，这种危机可能演变为长期持续的萧条，不断地反复制造无声的冲突和矛盾，甚至也可能使既定的社会形态解体，造成文明的历史衰退。
这一切当然会对历史的长期发展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宣言》陈述了这一事实：“每一次斗争的结局，不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就是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167]
以亚细亚生产模式为基础的东方大帝国不断地解体又反复地重建，这可以充当一个例证：即历史的发展不断地重新产生基本的内在矛盾但无力解决，最终（至少在某些场合）演变为严重的长期萧条。
然而，甚至在社会发展的“经典”
道路——我们也遇到过“死胡同”
——这里举两个例子就足够了：古希腊发展的衰退以及15至16世纪意大利资本主义早期开端的窒息。
卢卡奇在对马克思的诠释中正确地指出：“即使封建社会也决不是从自身中有机地产生出资本主义。
它只是‘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
它‘使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释放出来。
而这些力量在‘包含一系列暴力方法’的发展中打下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
只有在这种过渡完成以后，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才发生作用。”
[168]
同样基于这个原因，对上述意义上的某些“历史必然性”
的理论阐释作为对社会事件的预言形式不同于自然科学的预言，不是单纯的理论行为。
社会思想通过简单地提供一个具体的历史视角，使得人们意识到一种可能的发展道路，意识到当前局面下的社会行动的可能结果和可能导致的后果，这本身就必然构成为实现（或者相反，反对）这种可能性而进行的斗争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它本身就是动员社会力量去支持或反对某种可能性的一种方法，因此理论行为本身蕴涵着内在的实践品质。
如葛兰西所言：“我们只能预见斗争，无法预见斗争的具体经过；连续运动中的相互对抗的力量必然存在结果，这些力量不可归结为固定的量，因为在它们之中量总是变成质。
实际上，我们在这种意义上做出‘预见’：我们依据这个预见行动，我们故意做出努力，因而具体参与了创造所‘预见’的结果。
因此，预见不是作为一种科学行为，不是作为知识宣示自身，而是作为我们努力行动的抽象表达，作为创造集体意志的实践方法显示自身。”
[169]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
的概念必须在这种意义上理解。
只有从共产主义“解放劳动”
的视角出发、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立场出发研究人类生产活动，才能在劳动中，在人的自我生成的自由的普遍性的行为中理解历史的统一性。
因此，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
的概念和关于人作为社会历史存在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一种特殊的“对世界的阐释”
，而且是一种对社会历史生活的解释。
这些思想本身，作为理论是为实现人的普遍性和自由、为变革和改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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