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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和他把唯物史观理解为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
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德文版，244～245页）是完全一致的；并且也是和卢卡奇关于辩证法只是在为无产阶级的行动服务的意义上才是革命的信念相吻合的。
当我们考虑到卢卡奇是在一种明显的革命形势下撰写文章，考虑到这些文章对清算社会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尤为必要时，他的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的这种局限，他密切关注对资本主义社会直接的革命改造的全部理论问题，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31]1919年5月，在他写作《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时，卢卡奇是贝拉贡（BélaKun）苏维埃人民政府的文化部长。
在10月份，苏维埃政府垮台以后，他在维也纳被捕，但在年底便被释放。
在随后直至1924的几年里，卢卡奇接连受到布哈林（Bukharin）、季洛维也夫（Zinoviev）、鲁塔斯（Rudas）、A.德波林（A.Deborin）等人的攻击，这期间他一直在维也纳任共产国际为东南欧洲创办的杂志《共产党人》的编辑并担任包括共产国际大会在内的许多会议的代表和官员。
[32]当时，他主要是一个政治人物，因而他的思维方式也强调政治。
在后来写作的一些晚期文章和序言中，人们可以感到他在语气上的一种变化。
匈牙利和巴伐利亚的革命已经失败，新经济政策也被引入苏联：显然，革命不再是时代的一个事件。
在写于1922年12月的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以辩证方法为特征的变化：
这种方法是彻底的历史方法。
因此不言而喻，它必须经常地运用于自身，这正是这些文章的根本论点之一。
同时，这一观点必须放在真正的位置，这是迫切的现实问题，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这种观点，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认识现实。
[33]
卢卡奇在这篇文章中认为：
黑格尔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自然辩证法从来不可能成为任何比公正的观察者所看到的运动的辩证法更高的东西。
因为对辩证法来说，主体不能结合到这个辩证的过程中去，至少在迄今的阶段不能达到这一点。
因此，他强调芝诺的矛盾，达到了类似康德的二律背反的同样水平。
这就暗示了达到任何更高的程度是不可能的。
由此我们得出，有必要把仅仅是客观的自然辩证法从社会辩证法中分离出来。
[36]因为在社会辩证法中，主体是包括在相互关系之中的，理论和实践是相互辩证的（不断地认识自然界是一种社会现象，因而应该包括在第二种辩证类型中，这是不言而喻的）。
此外，如果要具体加强辩证的方法，那么不同类型的辩证法就应该确定其基本的形式，这是至关重要的。
[37]
卢卡奇关于辩证法的不同类型（其中之一便可能是自然辩证法）以及辩证法类型学的必要性的思想，是非常有趣和重要的，但这个观点是从错误的前提演绎出来的。
正如我们看到的，它之所以可能捍卫马克思主义中自然辩证法之必要性的论题只是因为，对人来说，自然并不是某种不经主体的任何参与就具有意义的东西。
如果这一前提不真，如果自然界只是客观的和脱离历史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一以贯之地讨论自然辩证法。
因此，如果说卢卡奇的第一种观点过于狭窄的话，他的第二种观点便是折衷的。
卢卡奇在《历史唯物主义功能的变化》中的一段论述中得出了相近的结论。
在这段话中，卢卡奇用黑格尔的“客观精神”
的社会形式（经济、法律和国家）与“绝对精神”
的各种形式（艺术、宗教和哲学）相抗衡，并把这种对抗称为“人所涉及的自然，既涉及人周围的自然，又涉及人在自身中所发现的自然”
。
卢卡奇继续说道：
当然，不能机械地理解这种区别。
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在任何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无论什么被看作是自然的，这种自然都是与人相关的。
人所涉及的自然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即自然的形式、它的内容、范围和客观性，总是受社会制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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