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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中，一个直接面对的自然是否完全可能，这是一个只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才能回答的问题，因为这种客观可能性依赖于“社会的经济结构”
。
但另一方面，当这些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在这种社会条件形式中存在时，它们按其固有的规律而发展，并且在它们（必然地）从中产生出来的社会生活中，保持其基础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要比“客观精神”
的结构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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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仍然存在的问题是，这样一来，辩证法不就丧失了其革命性了吗？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革命”
和“革命的”
意蕴所指。
在任何时代，这些词都不会具有同样的意义。
如果它们被极其狭隘地设想为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像卢卡奇在1919年的形势下可能理解的那样，那么，革命的辩证法在这种意义上就只能被理解为更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一种特例。
今天，对许多国家来说，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往事；对某些国家来说，它代表着一种遥远而不确定的未来；对另一个国家来说，它又是一种客观不可能性。
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已经采取了一种独特的、难以预测的转变方式。
然而，在所有这些国家中，进步力量仍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或多或少地成功地解决了它们的问题。
如果我们赋予革命一种更宽泛的意义——即任何有助于人类解放的质变——那么这个意义上的辩证法就是革命的，即使当它运用于人化自然的过程以及在社会生活中实现真正的人类本质时，也是如此。
现实的革命变化还意指广泛的人类抚育和教育、社会的民主化、通过技术把握自然以及艺术的创造性。
在今天不同于卢卡奇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必须特别强调辩证法的这种广泛的功能概念。
而且，这一概念具有真正的马克思的广度。
在和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卢卡奇非常正统地解释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尽管在不知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情况下，卢卡奇独立于马克思而透彻分析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物化，但他并没有达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一般人道主义理想的高度。
因此，他的许多观点在今天只具有历史的意义。
当然，在这一语词之最宽泛的意义上并非一切变革都是革命的变革，它们也不是对辩证的人类历史中的一切事件的描述。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是对动态的、具体的总体性的一种综合的、批判的考察和理解：因为这种批判的考察和理解能够确保实现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
它能被理解为历史上人类解放和自我实现的现代革命过程的一个要素，就此而言，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事件以及发现和把握自然的一切活动，都获得了一种辩证的意义。
归根到底，对认识问题或直接的实践活动的辩证探讨，意味着一种从人类解放的立场出发的研究方法，意味着从根本上把问题理解为可能的人类自我实现和阻碍或限制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条件之间的一种矛盾。
批评家们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批判的分类、范畴化和概念分析的抵制，即使并不完全合理，也是可以理解的。
他们感到，这些做法把个性淹没在抽象之中了；他们感到，极端理性主义给个性带来了简单化、贫困化和教条化的危险。
有益的批判远非单纯地应用知识——用技，它也是一种完全个别的、自发的创作——作诗。
而且，如果批判有其历史，就必然存在着对其历史的解释，对现今批判之不同层面和类型的认识以及对未来批判之潜能的预测。
没有一种关于各种可能的选择的清醒而发达的意识，就很难谈论自由，特别是批评的自由。
关于批判的理性思维的任务并不一定在于强加先前的探讨形式和原则，而在于发现并清楚地表达那些已经无意地运用或可能的形式和原则。
因此，批判的理论并不是一种奴役，而是一种解放。
这种批判的理论能够将多维性引入一种具体的批判实践，否则它便可能由于过分的简单化、对各种模式的教条复制和对一定社会与一定历史状况的有限的精神视野而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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