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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的概念构架（这里的“新”
与其说是引入了新术语意义上的“新”
，不如说是赋予了现有语词以新意义上的“新”
）的这种阐释，乃是马克思的科学著作之最为重要和最有创见的组成部分。
其次，在马克思看来，科学不应主要关注描述材料和解释孤立的现象，而应关注对整体结构、对其总体性中所呈现的社会状况的研究。
这正是马克思的新科学并不认为各个分支和各个学科中有任何明显区分的原因。
《资本论》不仅属于经济科学，而且属于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和哲学。
然而，尽管总体性的范畴在马克思的方法论中起着这样一种压倒性的作用，但这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综合研究方法。
马克思知道，任何直接把握总体性而又没有分析中介的尝试，都会导致神话和意识形态。
因此，他的方法的一个必然阶段就是把最初直接把握的整体分解为其各个组成部分，这些组成部分在研究的最终阶段必须被带回到与其他组成部分的各种关系中，并只是被当作一个复杂结构中的各个要素。
再次，社会形式之当代方面的某些变种以及只注意到其共时性（synic）方面的结构主义，是对马克思的方法的某些本质要素的退化的、片面的发展。
然而，在马克思的新科学中，这些要素是不可分割的。
离开了对其先前的发展和它在历史中所处的地位的说明，总体性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只有作为人的实践的过去形式的结晶（crystallisation）并和历史上可能的未来相关，才成其为一种有意义的结构。
另一方面，离开了对整个给定状况的确定的结构特征的说明，就不能把握历史上可能的东西。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真实结构中发现了各种自我解构的力量；不确立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其他规律，他就不可能确立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现实的历史可能性。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他对历史没有一种深刻的感悟，如果他以一种和斯密（Smith）、李嘉图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一样的非历史的方式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即把它当作人类社会之永恒的自然结构，那他就很难寻找并发现所有那些决定了整个制度转变之相对的稳定和终极的转变的结构性特征。
最后，历史的真正意义包含了一种不仅和所有竞争性理论相关，而且和被考察的社会相关的批判成分。
马克思的辩证法在本质上是一种批判的方法和革命实践的方法。
他本人通过这样一种说法表达了他的方法的这种根本的特征，即“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49]。
这一思想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更早地得到了表达：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把现实仅仅理解为客体，而不是实践。
[50]这种实践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因而人不只是社会条件的产物，而且是能够改变这些条件的存在。
他生活在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世界中，但他又能解决并实际地消除它们。
哲学批判的主要对象应该是人的“现实本质”
，但这种本质不是某种非历史的和不可改变的东西，而是社会关系的总体性。
总之，现实的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
从这些行动主义的假定中必然推出一种新的科学功能观。
根据这种观点，科学不仅提供实证知识，而且发展了批判的自我意识。
它不仅描述和解释历史状况，而且评价它并指明了出路。
它不仅发现规律并确立了未来的可能性和概然性是什么，而且表明这些可能性最好符合某些基本的人类需要。
因此，批判的科学思想仍不满足于表明人如何才能最佳地调节一种状况之主要的倾向和整个社会框架，它还通过表明人如何才能改变整个框架并使之适合人自身而表达了一种更高级的合理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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