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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委员会共产主义”
的一些拥护者（潘涅库克、高尔特、吕勒）那里，只是他们具有相反的特征，即强调阶级反对阶级的革命斗争而放弃其他斗争形式，为此列宁在著名的关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
派幼稚病的小册子中竭力强调历史的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
伯恩施坦及其在社会民主党中的右翼追随者的这一理论错误，以及领导阶层的官僚化和对历史进程的理解，导致了1918年年底1919年年初在群众革命运动面前的投降，以及同资产阶级的合作和对革命的扼杀。
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失误，它给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整个欧洲历史打上了不遂人愿的烙印。
在这种马克思主义之前，还有一些小的变种，他们接受了20世纪初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联谊的新康德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观点。
对于马克思思想的哲学来源的无知——20世纪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尚不为人所知——可以从当时社会民主党运动中最大的理论权威之一考茨基的思想中看出，他在一封信中指出，他看不出马克思与马赫的哲学立场之间存在本质差别。
那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积极拥护者的这一理论缺陷最明显地表现在列宁反对马赫主义对一些俄国理论家和俄国社会民主党成员的强大影响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的努力之中。
列宁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方面时并未意识到——因为社会民主党的一般理论水平基本上都是这样——他更多的是从马克思之前的唯物主义立场而不是马克思的立场出发对之加以捍卫的。
严格坚持反映论使他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不是马克思的立场，而且当时已为世人所知的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正是批判和超越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哲学立场，即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到马克思之前的全部唯物主义。
假如马克思停留在这样的立场，那么他无论何时都不会实现关于人和历史理解的变革，不会在那一时代建立起新的历史观。
因为，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是人作为实践的存在、作为变革者的存在的能动概念，人在改变自然和自己的社会现实的同时，也改变自身。
在这一观念中，“反映”
可以被看作这样一种认识：它是理论过程的要素之一，但决不是这一过程的基础。
直到1914年基本上了解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概念时，列宁才在自己的哲学笔记中揭示了哲学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可能性，尽管他那时还不了解某些哲学可能性和层次（如社会哲学、人本学等）。
对此我们不必吃惊。
列宁不是职业哲学家，而是革命家——而且是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家——因此他最感兴趣的是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以便获得这一最锐利的理论武器来分析和理解他活动于其中的复杂的历史现实。
在列宁看来，辩证法是必需的，但是他的许多追随者则认为根本不需要！
因为列宁同自己的政党一起创造历史，因此他深刻的辩证法、批判性和反教条主义特征最清楚地表现在历史实践本身以及对这一实践的反思中。
因而，他的著作，尤其是1917年以后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应用于历史实践的具体领域的最好的典范。
但是，在列宁那里只是作为探索，因而可以说是片面的、并未上升为绝对的东西，在他死后十年变为教条、经典，被宣布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唯一正确并且必须遵循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多元化的第一个清晰的、但对马克思主义而言也是悲剧性的宣告。
我认为，把在斯大林的著名的小册子中经典化的这一种类型斥之为与马克思主义无关的东西而加以抛弃，从根本上说是不正确的，甚至是幼稚的。
首先，那一时期所写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的东西大多可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那是一个以大量引证作为论据的时代。
问题正在于如何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中的具体东西，从中能得出什么，而得不出什么，哪些问题已被揭开，哪些问题根本没有涉及，或者被当作黑格尔的遗迹或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而加以排斥，等等。
其次，从未有任何一个宣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像那时的斯大林主义一样得到如此广泛的大规模的承认。
共产国际的所有政党，这意味着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无条件地把斯大林的小册子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最高表述。
我们不应忘记，斯大林被尊为第四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对这一切需要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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