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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革命意味着什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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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主要发生在不发达和相对不发达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世界中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响、感受、疑惑和问题。
那些参加革命的人们曾期望彻底的社会变革，新型的、人道的和统一的社会关系，工人阶级从雇佣关系中的解放，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在经济和其他社会关系中的统治，一句话，人们期望着劳动对资本、对官僚制、对特权等的统治。
这里我并不想列举对这一社会的所有期望，也不必强调指出人们的希望和期待总是大于实现它们的可能性。
然而，尽管如此，有理由期待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消除雇佣关系，消除人对自身之外的任何力量的屈从，它将使人从战争的恐怖和不人道中解脱出来，逐步建立起一种更人道的、精神上和物质上更丰富的生活，一个诚实和睦的，而不是依赖的、两面性的和统治的社会。
然而，这些期望并没有实现，或者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没有实现。
这就必然会提出问题，是否在马克思的设想中有某种错误和失误？
正如我同其他一些人已指出的那样，今天当我们思考马克思的历史概念时，我们会发现这一范畴过分地以决定论为基础，尤其是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的一些重要概括中。
然而，我们都清楚，特别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多次写道，他们过分地强调了这一经济因素，由于它是一个新的概念而不得不特别强调。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许多著作中都清楚地认识到，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的因素并不是简单地被决定的，历史事件总是多种因素的结果，甚至这一结果并不总是可预见的。
然而，尽管有这些警告，马克思主义者们更多地倾向于严格的决定论概念，根据这一思想，最合乎逻辑的是，革命应当在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即西欧和美国发生。
这在某种意义上应当是历史决定论的逻辑。
然而，这些预见没有实现，列宁被迫根据新的历史情况和经验为这一概念补充了新的内容——帝国主义链条上的最薄弱环节。
进一步的事实，社会主义在殖民地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突破，或确切地说，以社会主义力量为主导的革命表明，为了解释这些历史进程，我们必须考虑全部历史条件和其他国家的特定经验，以使我们能够理解特定进程的趋势。
在这种情形下，可以主张历史进程的相对的超决定论，这对理解这些历史进程是不可避免的。
因而，迄今为止，主要由马克思主义概念促成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力量从事活动的条件是各种各样的。
差别如此之大，以致当我们根据其发达程度和传统把这些国家加以比较时，我们研究的是几个世纪以来分裂的、不可比较的历史社会。
然而，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在社会主义斗争和建设阶段都可以采用同样的革命处方的观点并不少见，尤其是在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中。
为了更成功的未来，必须根据迄今为止的所有的已经够多的经验来确定一些任何历史活动者在自己的革命发展阶段都会面临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原则。
在武装革命和夺取政权之后——我说的是不发达国家——再也不应重犯那些使其活动者和整个社会受到巨大报复的重大错误。
迄今为止的经验告诉我们，许多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经历了不同的命运。
那些或多或少有唯意志论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在夺取政权后能够也应当立即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消灭经济异化、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竞争、危机等的社会。
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和政治上最发达的（法国的）工人阶级的经验，认为革命的特征必须是工人阶级（而不是以工人阶级的名义）掌握政权，它将不但利用国家保护革命成果，还将使之作为消灭经济屈从性和剥削的工具（组织自由生产者的联合体）——而在不发达的条件下，基本上是政治先锋队（政党）掌握了政权，国家作为非工人阶级，由于社会的普遍不发达，还不能成为马克思所说的进程的杠杆。
从“左”
派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到无政府主义者，许多革命家仅仅依据理论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和其他的社会主义设想可以马上开始实现。
[8]他们忘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意味着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实现马克思的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的设想，而意味着要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发展和保证革命进程。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
意味着分析特定的社会、它的发展层次、阶级力量的关系、国际环境等，以及正视现实的（而不是构想的）历史可能性，从而在社会发展中采取最符合这些可能性的措施。
所有革命浪漫主义（它在革命成就的一定范围内是必需的）在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中都会导致可以避免的不必要的危机、失误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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