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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类”
的关系问题，又回答了“从人出发再回到人，或者从个人出发能否再回到个人”
的问题。
表面地看，个人与人类的关系问题，只是一个个别和一般、特殊和普遍的逻辑关系问题。
似乎只要懂得一般和普遍存在于个别和特殊之中，个别和特殊又是一般和普遍的表现，就能解答个人与人类的关系问题了，当然，辩证的逻辑方法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是有帮助的。
但是这种帮助又是有限的。
因为人具有不同于任何事物的独一无二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既丰富繁多，又流动变化。
从生物学上说，人是以个体的生命形式存在的。
但如果只是从生物学意义上看待个体的人，这种个体的人与个体的动物就没有什么差异；从社会学上看，人是通过集体、国家、文化而成为社会成员的。
但如果仅仅着眼于人是如何被社会化的，个人的个体性和感性生命就可能被抹煞；从本质论的角度看，抽象的人的共性是最真实的实体，个人不过是它的表现样式或感性材料，因而个人是微不足道、可有可无的；从现象学的角度看，感性直观的个人的表现及其感受就是一切，在他之中或在他背后并没有什么本质，因而群体或族类似乎就只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如果从自我意识的角度理解人，人就成了主观的“我”
，利己主义也因而顺理成章；如果从对象意识出发反映人，人就成了客观的“他”
，利他主义也因而成为最高的道德。
至于或者把人看作意志的主宰或者把人视为欲望的奴隶，或者把人区分为有个性的必然的个人和无个性的偶然的个人等等，更是说明了人的问题的复杂性。
而如果不能从总体上解释这些复杂的问题，那么，简单地把“人”
或“类”
归结为个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显然，马克思首先不是把个人与“类”
的关系问题看作概念问题，而是人的在世生存的问题，历史事实问题。
他从人的生存实践活动出发，全面地揭示出人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过程的性质，使“人”
这个歧义颇多的概念被具体地历史地理解为在社会关系和历史过程中从事着实践活动并发展着主体性的个体。
这样，超历史的一般的“人”
、“类”
或“唯一的”
“我”
，就被扬弃了。
至于费尔巴哈或施蒂纳等人把一般的“人”
、“类”
，或“唯一的”
“我”
，奉为历史的“动力”
和“目的”
，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总是用后来阶段的普通个人来代替先前阶段的个人并赋予先前的个人后来的意识”
[20]罢了。
既然人及其生存是作为关系和过程而存在的，人是有意识的生存者，那么，第一，个人作为历史的和理论的出发点，就不是直观的单纯的人自身，个人总是携带着前人遗留和自己创造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条件，相互之间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实践地进入历史并走向自己的未来的。
而正是这样的个人才既能够作为历史和理论的起点，又能够成为历史和理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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