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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巨人了。”
[104]与此相反，蒲鲁东对事变的解释出现在另一个极端上，即陷入了“所谓客观历史编纂学家所犯的错误”
。
当他试图把事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时，他对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
[105]。
与这两者都不同的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却试图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106]这意味着：对于马克思来说，重要的事情是描述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进程的内在联系，从而把政变揭示为这种联系的必然结果；不仅如此，重要的事情还在于，上述历史进程的内在联系如何具体化为历史事变本身，并且如何具体化为人们——包括历史人物——的观念与行为的直接动机。
因此，这一事变既不是纯粹思想或观念的作品，也不仅仅是个别人物任意妄为的结果；如果说，思想观念或个人意志毕竟在这一事变中起着空前巨大的作用，那么这种作用（例如，所谓“拿破仑观念”
的作用）正需通过关于社会现实之总体的具体化来得到真正的说明。
总之，离开了社会现实的总体，思想、观念、个人行为等就不可能得到客观的理解；反之，如果没有经由上述总体而来的具体化的实行，思想、观念和个人行为的意义也就全然消失了——而当这一切都被归结为零的时候，还谈得上什么历史吗？我们还有可能来设想真正的历史事变吗？
如果说，雾月政变是“拿破仑观念”
的再度获胜，是“侄儿的固定观念”
的实现，那么问题正在于：这样的观念从何而来，它又何以能够再度获胜？进而言之，侄儿代替伯父意味着什么，在这二者之间出现了哪样一些历史差别，而这些差别对于法国历史来说又具有怎样的意义？如果说这些问题既不可能排除观念，又已经超出了“作为观念的观念”
，那么在这里需要引入的正是社会现实的总体以及它在历史科学中的具体化。
我们由此而要强调的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中本质重要地包含着具体化的路径与实行，离开了总体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不在一方面蜕化为抽象的形而上学框架，在另一方面转变为同样抽象的经济决定论或经济还原主义。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严重误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此发生的。
但经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已经辨明：当社会现实本身被揭示为一个总体时，这个总体无疑包含着经济的优先性，因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现实—总体之根本的主导方面是物质的生产关系（即经济）；但它之所以不能被还原为经济，就因为它是一个总体：“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
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
[107]不仅如此，历史运动本身同样构成为一个总体，正像不同的历史学题材依其特有的定向构成或此或彼的总体一样。
在这样的总体中，经济运动的优先性决不意味着把历史还原为单一的经济史，相反，经济运动只是在此一总体或彼一总体中，以或者这样或者那样的具体化方式使自身的意义历史地显现出来。
正如恩格斯所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
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
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108]
在这里得到强调的，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的具体化要求；当这种要求被遮蔽的时候，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可能对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有任何意义，因为历史学早已超越解答“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
的阶段了。
但是另一方面，为了真正求解最为复杂的历史学课题，本质上需要——在当今尤其需要——一个有原则高度的、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一度中去的哲学方法，并且通过其整个具体化纲领与历史学的实践彼此接榫。
在这个意义上，史学与哲学的分离隔绝是令人遗憾的，而历史唯物主义与史学的疏远尤其是一种不幸。
正像这种不幸对于前者来说意味着其具体化的实行受到严重的阻遏一样，对于后者来说则意味着历史的本质性一度陷入晦暗之中，并且往往在很多场合意味着复归于方法论的天真状态。
最后，我们还要谈到的一点是：在现代性的状况下，甚至历史学的理论对于历史学的实践来说也是疏远的，因为前者似乎总与哲学有着脱不尽的干系。
然而真正说来，这一点却并不是历史学理论的缺憾，问题只在于它以何种哲学并且以何种方式实际地勾连于历史学实践的具体化。
就此而言，我们今天仍然特别地需要黑格尔和马克思这两位导师：因为他们以虽则相反的立场，坚持反对主观思想，力图深入于历史的本质性，并且内在地包含着具体化的纲领。
这些最关紧要的方面，不仅尚未被真正消化吸收，而且还长久地被严重误解了——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误解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对黑格尔哲学的误解，并且也在同样的程度上起源于对两者关系（特别是其差别）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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