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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应当指出，这些思潮和学派或者从根本上没有摆脱传统的马克思哲学研究思路的影响；或者囿于文本上的考据而忽略了对马克思哲学的根本精神的反省；或者大胆地提出了新见解，但又不能系统地表述出来，并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演化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或者简单地宣布马克思哲学陷入了危机之中，但又缺乏有理有据的分析。
这就充分表明，重新理解马克思虽然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但完成这个任务决非易事。
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虽然可供参考，但追随和模仿决不是出路。
我们必须另辟蹊径。
三、重新理解马克思要正视诠释学上的困难
重新理解马克思，就像重新理解任何其他的大思想家一样，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
德国诗人海涅在其名作《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1833）中论述费希特的哲学思想时，曾无限感慨地谈到理解一个哲学家的困难：“关于理解，他完全有他自己一套奇怪的想法。
赖因霍尔德和他持有同样见解的时候，费希特便说，没有人比赖因霍尔德更理解他。
但赖因霍尔德后来和他意见相左的时候，费希特便说：赖因霍尔德从来没有理解过他。
当他和康德有了分歧的时候，他便发表文章说：康德不理解他本人。
我在这里触及了我国哲学家的一个滑稽的侧面。
他们经常埋怨不为人理解。
黑格尔临死时曾说：‘只有一个人理解我’；但他立即烦恼地加了一句：‘就连这个人也不理解我。
’”
[78]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对黑格尔的著名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理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恩格斯看来，没有一个命题像黑格尔的上述命题一样，曾经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
政府以为这个命题把一切都神圣化，因而兴高采烈地欢迎它；自由派出于对它的同样的误解，认为它是从哲学上替专制制度祝福，因而对它横加指责。
恩格斯始终没有为这种表面现象所迷惑，他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深刻的领悟，说出了自己对这个命题的新的理解：“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
[79]正是通过对这个命题的重新理解，恩格斯肯定了蕴含在黑格尔哲学中的革命的因素，从而启示我们，尽管理解一个大思想家是困难的，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撇开包围着我们的许多流俗的见解，才能正确地去理解一个命题乃至一种学说，但这种理解和再理解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事实上，也只有在不断的、敞开的理解中，马克思的学说才不会被教条化和僵化，才能保持其活泼的生命力，并通过对不断更新着的理解者所带入的新鲜经验的吸纳而保持其理论上的制高点。
从诠释学的理论上看，重新理解马克思涉及对理解者与被理解的对象、理解者与他所处的历史情景、被理解对象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等一系列错综复杂关系的认识。
只有先行地认识这些关系并正确地加以处理，重新理解马克思才具有科学性。
以往理解的经验教训表明，在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过程中，必须正视以下三种现象：
一是朴素的僭越。
在人类的天性中，普遍地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之为“朴素的僭越”
的倾向。
这里的“朴素的”
也就是“自然而然的”
、“不自觉的”
意思。
“僭越”
一词则意谓不合适的跨越或跳跃。
“朴素的僭越”
指的是人类思维中的不自觉的诡辩法，即人类常常把自己对对象的理解与被理解的对象这两个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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